自恋者与偏执狂：前中情局心理学家眼中的特朗普
一月份，人们谈论的只有弹劾。
Pegasus Books出版社推出了新书《危险的魅力：唐纳德·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的政治心理学》。作者杰罗尔德·波斯特是一位政治心理学家，职业生涯致力于为政治人物和恐怖主义领袖做心理侧写。
他在中情局工作了21年，曾为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做心理侧写：他所做的所有侧写最终都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如今，这位心理学家的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国家元首，在波斯特教授看来，这位总统是一个危险的自恋者。
在参议院弹劾听证会即将召开之际，我们读了他的书，并转述其中的核心观点。
自恋型创伤，是精神分析学中对一种屈辱和自卑感的称呼，这种感觉之后可能催生出关于自身伟大的幻想。但要让一个魅力型领袖（即那些被其信众盲目追随的人）出现，必须有两方都受到“创伤”：领袖和追随者。实际上，他们会把各自的自恋型创伤转移到对方身上。领袖进行镜像转移，在追随者身上看到自身伟大的倒影；而领袖的支持者则倾向于理想化转移，他在导师身上寻找遥不可及的完美。
并非所有政治崇拜的追随者都是自恋者：有时，政治形势会迫使人们加入多数派。也并非所有这类崇拜都具有破坏性：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典型的被理想化的领袖，这符合当时的需要。但黑暗时期一过，这种理想便被打破，丘吉尔也被赶下了首相宝座。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是典型的修复型魅力领袖代表，即那些利用支持者对理想的追求来建立新的、公正社会的人。但波斯特教授认为，在特朗普身上，自恋已接近病态，并列举了相关证据。
缺乏同理心。病态自恋者被自身的伟大感所占据，以至于即便政治礼仪要求，他们也无法表现出基本的同情。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竟无视该州刚刚遭受飓风“哈维”重创这一事实，却多次提及自己的支持者人数（“这人可真多！投票率真高！”）。当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已身患癌症、濒临死亡的消息传开后，这位美国总统仍不忘对其加以侮辱。甚至在麦凯恩的葬礼上，特朗普也借题发挥、带着自恋的口吻抱怨，说没有人感谢他为运送麦凯恩遗体的军机“开了绿灯”。
零同理心也会延伸到自恋者的近亲身上。仅举一例，特朗普曾起诉自己的侄子、弗雷德·特朗普三世，争夺其兄弟唐纳德之子、弗雷德小的财产分配。弗雷德·特朗普三世刚出生的儿子患有癫痫发作，父母原本计划用继承的资金支付他的保险费用。但这并没有软化唐纳德的心肠。不过，公平地说，他倒也没有为了独揽大权而去杀害自己的叔叔（你好，金正恩！）。
偏执倾向。这并不意味着此人已沦为精神病的牺牲品，无法再分辨现实与虚构。他只是始终在道德上做好了被算计的准备，并且随时寻找替罪羊。特朗普1997年所著的《交易的艺术》一书中，有一条建议直接写道：“要做一个偏执狂。”在他的世界里，替罪羊必然是自由派媒体，在特朗普看来，它们总是在进行“猎巫”。
失控的攻击性。特朗普在同一本书中的另一条建议是：“别人打你，你就打回去。”有时，甚至不需要对手先动手：特朗普上小学时，曾一拳打在音乐老师的眼睛上。作为公众人物，特朗普只允许自己使用言语攻击，但即便在这一范围内，他也几乎不加约束。他对主持人兼活动家罗茜·欧唐纳的一番抨击就是例证：“她邋遢，说话像长途卡车司机，她的节目失败了，她的杂志彻底是一场灾难……我想我会起诉她。”而这一切，只因为她质疑他作为“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特朗普在21世纪头十年拥有该比赛的版权）中20岁参赛者的道德权威。
过度敏感。冒犯者不仅可能是批评者（如欧唐纳的情况），也可能是某种无人格的情境。不知道特朗普是否会踢嗡嗡作响的冰箱，但即便是2016年的大选胜利，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冒犯，因为他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得到的选票太多：他写道，应当从她的得票中扣除“数百万非法投票者”。在这种情况下，愤怒是对不完美结果的反应，但反应也可能是否认或赤裸裸的谎言，就像他关于就职典礼观众人数最多的声明那样。
潜在的自我怀疑。正是对此，自恋者用自身伟大的幻觉来保护自己。也正是对此，当棘手的问题出现时，他会转移注意力。例如，在调查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关系期间，他经常把话题转到……委内瑞拉。“那是我们的邻国……那里的人们正在受苦、死去。我们有各种选项，包括可能的军事干预”，总统在调查高潮时脱口而出，这恰恰表明他有需要隐藏的东西。有趣的是，电影《公民凯恩》（1941）的男主角查尔斯·福斯特·凯恩，身上具备上述大多数特质：冷酷、爱嚷嚷的媒体大亨。特朗普称这部电影是他有史以来最喜爱的电影。
“排队的第二个儿子”。一种天生领导力的模式颇为有趣地体现在一些人身上，他们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长子，而是起初并未被视为继承人的儿子。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以色列总理贝尼亚明·内塔尼亚胡、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他们的父母都没有把他们视为接班人，而是寄望于更有魅力、更积极的其他儿子。当那些人选择了别的职业或者死去时，“排队的第二个儿子”便登上了舞台。例如，在伦敦执业的眼科医生（！）巴沙尔·阿萨德不得不匆忙回到祖国，因为他父亲最宠爱的、热衷飞车的巴西勒·阿萨德驾驶自己的奔驰车时丧生。
弗雷德·特朗普帝国的继承人本应是他的长子小弗雷德，但小弗雷德选择了飞行员的职业，后来沉迷酒精，42岁时去世。而唐纳德习惯于把自己看作“备选二号”，最终却成了父亲的真正儿子，一个野心无限的人。
高估自身能力。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宣称他写了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指的是他的著作《交易的艺术》，他还称这本书是“仅次于《圣经》的我最喜爱的书”。对自身重要性的高估，常常让这位商人付出金钱代价。桌游《特朗普：游戏》售出80万套，而非预期的200万套；他的其他失败还包括数百万美元的惨败，如特朗普航空、同名杂志、同名伏特加品牌、同名牛排、特朗普大学，当然还有声名狼藉的破产赌场。
特朗普自认为对任何问题都是专家，这一点已成为一种民间传说。他曾在不同场合宣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以下事物：无人机和技术整体、收视率、伊斯兰国、社交网络、法院、VISA体系、贸易、政府体系、可再生能源、税收、债务、基础设施和建筑。这或许看似只是一种修辞，但对于自称“稳定的天才”的特朗普来说，这表明他确实具有自恋型的思维方式。
注意力不集中与缺乏好奇心。当涉及信息接收时，自恋者的特质可能给他带来严重问题。问题不仅在于特朗普的单音节式发言水平相当于六年级学生，而此前的总统和候选人的讲话则达到八年级作文的水平。问题在于，他听到的不是“为了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什么？”，而是“为了维护或改善我的地位，我可以做什么？”
因此，他很难集中精力听取下属的报告。包括前中情局局长迈克·蓬佩奥在内的前任官员抱怨说，工作人员很难把信息传递给总统。另一个障碍是，特朗普不愿让出智力上的主导地位，在他的世界观里，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人有资格被视为专家。“我就是我自己的首席顾问”，特朗普自豪地宣称。
自我客体移情。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至少特朗普有一位可信赖的顾问，那就是他的女儿、顾问伊万卡。但自恋者的家人和朋友（如果他设法与他们保持正常关系的话）不得不扮演的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盟友，而是“自我客体”，即仅仅补充他的“自我”并提升他自尊心的人。当特朗普的第一任妻子伊万娜不再能够满足他的自我需求时，离婚随之而来。特朗普本人也承认，他在自己的赌场和“广场”酒店里给予她过多的权力：她从一个唯命是从的家庭主妇变成了女商人，于是她不再是令他满意的“镜子”。
孩子也必须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自我客体。与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同校就读的斯科特·梅尔克回忆说，有一次特朗普到宿舍找他，看到唐尼没有穿约定好的西装，而是穿着毛衣，便默不作声地扇了他一记耳光。
“良心像瑞士奶酪”。换句话说，就是漏洞百出的价值体系：一个人似乎宣称严格的道德准则，例如家庭的重要性，但自己并不遵守，同时还在指责别人。特朗普曾冷嘲热讽地评论比尔与希拉里·克林顿的离婚，暗示希拉里也可能对丈夫不忠，而他自己却经历了两次公开离婚，还不忘说明，像他这样的男人自然应当寻找新的“good piece of ass”，即性对象。
自恋式暴怒。自恋者极其难以预测且容易发怒。其创伤的后果是自恋式暴怒，在特朗普身上表现为他那著名的清晨推特风暴：总统可能会用十几条帖子评论全球性话题，也可能评论最微不足道的小事。由于这些爆发，包括记者大卫·布鲁克斯在内的许多人都把特朗普描述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人。
“思想的物化”。有时，在这样的推特风暴中，特朗普会把某个想法（例如剥夺跨性别者服兵役的权利）当作既成事实宣布，却没有通知相关部门。同样，他也宣布了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自恋者的思想带有一种王者般的命令性：它一旦在他脑中闪现，就必须付诸实现，至于其他的一切，则无关紧要。使现实迎合领袖自恋者的幻想，全都落在了下属身上。
依据杰罗尔德·波斯特与斯蒂芬妮·杜塞特的著作《危险的魅力：唐纳德·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的政治心理学》（Dangerous Charisma: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Donald Trump and His Followers）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