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索洛米亚·博布罗夫斯卡：普里图拉能把“人民之声”从3%的支持率带到新的水平

在博布罗夫斯卡看来，政治是日常的例行工作，但普里图拉有意愿和抱负。

在冰岛电视台播出的《对跖点》节目新一期中，“人民之声”党人民代表索洛米亚·博布罗夫斯卡谈到了“人民之声”的分裂、巴比亚尔谷、瓦卡尔丘克、鲁迪克、普里图拉，以及乌克兰最高拉达中的性别歧视问题。

鲁迪克集团需要在哪些问题上做出妥协，你们才能把自己的党重新凝聚起来，并继续工作？

基拉选择了老路，即在这种有些半专制的情况下掌握权力，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所有人都要按照我的规则行事。不过头半年里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当办公室阵营开始尝试达成协议、进行补充表决时，人们开始盯着谁投了什么票。尤其是涉及海关事务的经济法案。

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正在“人民之声”基辅市议会党团内部进行。这不是妥协的问题，而是，朋友们，我们当初是加入了什么样的政党？因为我们当初并不是加入“欧洲团结”、“人民公仆”、“祖国”、“为了未来”或反对派平台的党派。在那里，游戏规则或多或少是清楚的。那里有垂直的权力体系。之后大家各自按照自己的任务工作。

当你加入一群与你价值观相同的人的圈子时，那些活动家式的行动、捍卫立场、抗议，你们一起吃过不少苦头。与其中大多数人一起，而不是与那些今天分裂出去的人。可现在，人们开始给你讲旧的规则，说我们不能这样做。说我们想要这样，而不是那样。朋友们，我对身边的亲人，对选民，都无法直视，因为你们今天正在游说、推动的这些事情，尤其是在基辅市议会就巴比亚尔谷进行的表决。这不是妥协的问题。

我两年前进入议会，我想在尽可能保持自己价值观的前提下离开这个议会。而且，像反对派那样签署关于文迪克托娃辞职的信，这也不是妥协的问题。因为这是对他们的问题，听着，朋友们，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我们已经不再是“超级反对派”，而是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反对派。如果你们对政府感兴趣，请告诉我们，尊敬的同事们，我们真心想进入政府。见鬼，要明白，我们本来是去做部长的。那样的话，这件事本可以通过平静的讨论来完成。而现在的做法是私下里进行，还带着下流的手段。

那这到底是什么？已经不可逆转了吗？

我认为某些界限还是能找到的，但我看不出可能性和意义所在：一个所谓民主政党的领导人，任期已经七年。我有时开玩笑说，斯特尼克从反腐局局长的位子上被拿下来，比我们的领导人被拿下来还容易。这是第一点。第二，界限或许可以找到，但政党能否经受住这样的事件，尤其是在不更换一个没有威望的领导人的情况下。嗯，这是另一个问题。

你说她没有威望，这是针对整个政党，还是只是你个人的判断？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如果党内至少有两个派别，那么合乎逻辑地推断，肯定有人尊重，有人不尊重。

你看，这里有一些很合乎逻辑的事情。如果政党领导人的知名度没有提升，或者选民的信任或投票意愿没有增长，而这半年我们在百分比上也没有看到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指标。这不是我的主观判断，而是民意调查的指标。基拉刚上任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基拉是作为经理来重塑政党的，要像装上轮子一样，重新启动这个进程，修复那些有问题、出故障的地方。

嗯，显然，这里有一种想要在大规模政治中，与领导层一起扮演领导角色的愿望。依我看，能够领导这个政党的人，也是会被认出来的人。依我看，她今天就在党内。但我们会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和党内的哪些人已经无法达成共识了？

这个姓氏，经允许，我不会说出来，但他们确实存在，就在党团里。

但你当时是见过这些人的，在你们组建政党的时候。你们见过他们，他们当时大概给人留下了正常的印象。那么，依你看，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变了，或者变坏了，如果可以这样形容人的话。而且，如果你当时有某些怀疑或保留，为什么没有坚持要求不让这些人加入呢？

首先，这些保留意见在组建阶段就提出过，但被领导人以某些解释驳回了。也就是说，我们大致平静地度过了一年。

也就是说，这个解释让你满意了？

当然没有满意，但党的领导人就是这样。我们在代表大会当天就知道了自己在名单上的位置。有些人对自己排在名单最后或倒数第二感到惊讶。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比较正常地沟通。我们当时认为，至少大家都在同一个立场上。

结果发现，并非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立场上。依我看，拉赫马宁离开党团领导岗位，是现状的瓦解。之后开始出现赤裸裸的、令人不快的游说行为。

游说是出于商业利益吗？

既有商业利益的游说，也有政治等方面的游说，诸如此类。我们看到党团开始分裂，出现了清晰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分化与裂痕。到某一时刻，这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也不可避免。无疑，这很令人遗憾。我理解支持者的指责：首先要达成一致，之后你们会变得更强，欧洲式的年轻民主政党是乌克兰所需要的，等等。请允许我说，我们是投票支持你们的。

我必须解释，那些投票支持我、支持名单，或者支持斯拉夫科·瓦卡尔丘克的人，他们所支持的，是斯拉夫科从一开始就表达并坚持的立场，我个人也将与之一同离开。我坚信，我所在的这十人团，也会与之一同离开。

简单问一下，你们现在是冲突了吧？除了你们，议会里还有一大群人。你们只是一个小岛。而那些人背后站着选举中的恐龙。恐龙、食人族，或者某种无法辨认的生命形式，比如奇维。明白吗？而当他们看到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在争论刀该放哪儿、叉子放哪儿、餐巾放哪儿，这是一个比喻，那么人们已经站在那里磨刀了。

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做同样的事。因为这是乌克兰的民主制度的问题，这些制度在乌克兰生了又生，却始终生不出来。已经三十年了。当关于多领导人责任的故事开始出现时，比如我，我并不是一个公开的反对者，但我受不了“多领导人政党”、派系、团队这样的说法。不，首先，乌克兰人是一个还没有准备好多领导人制度的民族，一个社会。因为他们并不完全理解那是什么。

那他们同样也没有准备好专制。

2018至2019年之后，我内心出现了一种断裂，尤其是在敖德萨事件之后，关于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无论我去哪里，各种圈子，东部的、西部的、南部的、北部的，乃至我们的知识精英、作家，我都会问：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记得，是塔拉斯·普罗哈斯科说的，他说：“我们希望有法律，但我们又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人能绕过这条法律的地方。”

这里也是如此。我们喜欢有一个领导人，但最好能让人在旁边钻个空子。这句话一直让我觉得，我们其实非常矛盾。我们希望议员有能力，像一台巨大的机器那样，搞来钱，比如给窗户、门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又会指责他是个混蛋，因为他偷了钱。我们并不想要这样的人，我们想要更贴近人民。

你想贴近人民：哦，你没有车，天哪，你没有保镖，你没有司机，而且你还是个小姑娘。我还喜欢的是，当你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出现时，人们会对我说：这真的是那个索洛米亚吗？我记得我好像认识的是另一个人。我说，听着，你们是在开玩笑吗？坦白说，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些事情上，就会涉及团队与清晰的垂直体系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明白自己在那里为了什么，你在那里有多少权限，你的职能和任务是什么。当你在构建民主进程时，有人真诚地、有人务实地非常善于利用这一切。于是，这样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依我看，这些事情是很自然的。

例如，我非常遗憾，“自救党”与我们并不相似。“自救党”的支持率一直在增长，它在地方议会的代表人数要多出好几倍。直到任期末尾，它才开始下滑。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在任期开始前就开始不稳定地下滑，可惜的是。我们在地方议会也没有人。不过，我同意人们是支持我们的，而且必须有清晰的地区政策，这一政策也应该向下落实。

有没有一些对你们所有人都非常重要的议题，使你们党内团结一致？你提到有人不想让文迪克托娃下台。那阿瓦科夫呢？

关于阿瓦科夫，依我看，整个党团都签了字。尽管我知道党团里有些人比较忠诚，他们对他的态度比较克制，也会有所评论。他们很难公开说阿瓦科夫是个混蛋，诸如此类。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我没有看到有人不签字。

总的来说，大概有两件事，是我们在意识到自己正在分裂时提出的，尽管我们还没有正式接受这一点，但这两件事必须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国家安全问题，这些禁忌话题，我们不能不一起投票，这是必须把我们团结起来的东西。另一是反腐败问题。但反腐败问题范围非常广，从ProZorro开始，到一年里采购一些体育场地的可能性，再到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以及因为反腐局局长任命程序而被指责的那些事情。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恰恰是在摸索。

据说你们的一群议员得到了著名商人托马什·菲亚拉的支持，这是真的吗？你和他熟吗？

是的，我认识他，我们见过面，但他并没有个人支持我，我第一次听说他支持我们这个团体。

我说的不是资金，不是，我指的是媒体资源。

如果看看我的同事们在媒体上的露面，你们会发现，在过去一个半到两个月里，我们团体中没有一个人出现在任何电视台上。而另一个团体却在那里自如地出入。

是指去阿赫梅托夫、科洛莫伊斯基、平丘克那里，对吧？

对。

那《新时代》呢？据我所记，普里图拉在那里工作。

普里图拉不是党团成员，那是他作为主持人的工作，而不是邀请他作为政治评论员。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中谁在去，我没有听说过。

也就是说，关于菲亚拉的说法只是传言？

完全是。

普里图拉。我明白，有些问题应该直接问普里图拉本人，如果他当初信守承诺并来接受采访，我也会这样做。我这样委婉地暗示，是因为我们已经和编辑约定过三次了。所以，谢尔盖先生，我等着你。

今天有消息称，普里图拉想要领导“人民之声”党。你支持他作为潜在的党魁吗？

是的。我并不隐瞒这一点。在党团分裂之前，我就说过，必须提出更换党领导人的问题。因为事情的进展并不完全像应有的那样。而我仍然认为，谢尔盖作为最有知名度、拥有威望的人，他可以给这个政党另一次机会和喘息之机。

我并不掩饰这一立场，如果我们召开党代会，并进行表决，我会支持他。我觉得，谢尔盖有机会把这个政党从3%的水平带到另一个层次。

你说，从事政治是一种例行公事。这不是舞台，也不是娱乐业。

对。谢尔盖遵守了他的诺言，当他离开舞台时。自2019年竞选活动开始、他公开说出这一承诺以来，他就没有再回到舞台上。

但据我所知，他在企业活动中工作。

这我不知道。

我想我们会核实这些信息。

对我来说，这是加分项，他的志愿工作，与军人一起的工作。对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指标。

抱歉，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因为这样会更合乎逻辑。在RBC关于企业活动的采访中，他说他必须养家糊口。他说他看不到乌克兰的选民有想要供养他家人的愿望，这是原话。所以他必须自己去做。问题就在这里。

他承诺会离开“瓦里亚特”乐队，而且他确实离开了。那是他经营并参与的业务，他与他们在一起10年甚至更久，对我来说，这说明他守信。

那么，他可以去主持婚礼吗？

如果他成为党的领导人，就会开始适用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我们从这里开始。是的，这是例行公事，我同意。我觉得，谢尔盖对此是认真的，我希望并相信，他不会再踩到那些坑，这将是完全不同的工作。

但在这里需要明白，党的领导人不一定是工作流程的管理者。因为这有党秘书处的负责人来做。我会把两者区分开。谢尔盖有意愿或抱负，很好。我也有这样的意愿和抱负去支持他。我认为，应该给他这个机会。

那你为什么不想当党的领导人？你到底想不想当党的领导人？

不想。因为我恰恰非常理解责任。

停一下。你是在回避责任吗？

不，我没有回避责任。只是目前我还没有准备好担任如此重大的职务。对我来说，敖德萨州已经足够了。谢尔盖有能力、有可能性、有抱负、有意愿，很好。我认为，我们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帮助他。

你们如何看待他参演俄罗斯版的游戏《哪里有逻辑》？

是参演还是拒绝？

他录制了15期，虽然他们只在第一期之后向他提出问题。嗯，我的理解是，15期节目不可能一天录完。

我不知道是在第一期之后，还是在第15期之后，当他已经听到并表态的时候。我对谢尔盖有信任。根据他的说法，我也曾问过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解释说，他不知道最终的受益人是谁，谁在付钱，钱是谁的。在那次谈话之后，他拒绝继续参与此事。我不知道节目是否播出，或者会不会播出15期。

嗯，那里有频道的合同，我想应该是有的。而且还购买了版权。这些开销可是相当大的。

对我来说，这个解释是足够的、完整的，我接受了。

这让你满意吗？

解释？是的，完全满意。

老实说，你曾在美国学习，在那里实习，好像是在波士顿。也就是说，你原则上是更接近西方世界观的人。这些事情，比如谢尔盖有时会莫名其妙展示的反犹主义，不会让你害怕吗？

比如这个故事：犹太新年，在乌曼有一场沙巴特，而拉比纳赫曼变成了纳齐克·纳赫曼。那里曾有一场大丑闻，整个新闻界都谴责了，甚至还收到了某种警告。也就是说，这个犹太故事不会毁掉你们的声誉，作为一个年轻的进步政党？而你作为在美国学习过的人，我认为这可能会有问题。

听着，首先，我无法忍受，也不接受，当这些话题被操纵、被玩弄的时候。而且，在有人偶尔确实有话要说的地方，就会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我不知道谢尔盖的那一段具体是什么。我知道有过一段插曲，他在公开节目中就此发表了评论，之后道了歉，解释了自己的立场。但让我难过的是，我们经常抬高、贬低，争论谁的民族更重要、更复杂，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了更多苦难。这些我都不接受。

新闻伦理委员会谴责了NV电台直播节目主持人谢尔盖·普里图拉在节目中发表的反犹言论。我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对我发表声明，说明一下，这是自由欧洲电台。

我知道。之后他道了歉，解释了为什么在节目中说了那些话。但了解谢尔盖的人，我想那些读者或支持者，都很清楚谢尔盖根本不是反犹主义者，而把这个标签贴在他身上，只因为他这样说了一句，这太早了，也太容易了，是非常简单的套路。事情要复杂得多。

我确信，谢尔盖远非反犹主义思想。当我们谈到巴比亚尔谷的话题时，人们开始指责它是反犹主义，依我看，这只是挑衅。这是想让乌克兰民族和犹太民族相互争吵。事情就是这样。

当有人指责我不应该把大饥荒和大屠杀相提并论时，我感到非常痛心。因为犹太人会因此感到受辱。那么，尊敬的同事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谈论的是某种共同的对话，关于原则上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悲剧，关于双方如何受苦，关于有多少乌克兰人成为了世界义人，又有多少还没有成为。

还有，为什么我们的大主教舍普蒂茨基至今没有获得这一称号。当今年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表彰在国内拯救犹太人的乌克兰人的决议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一个曾经两次甚至三次被践踏、被摧毁、被焚烧、已经遭受蹂躏的国家，却依然有能力、凭着人性的心灵，在冒着自身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拯救另一个民族、另一个人民。我觉得，乌克兰肯定是最后一个可以去寻找反犹主义的国家。

我完全同意你，但我想你也会同意，对于这样敏感的话题，需要稍微谨慎一些。而且这不仅仅是关于巴比亚尔谷，而是原则性的问题。

当然，需要明白，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开什么玩笑。

不，在舞台上可以，我是那种成人脱口秀的粉丝。也就是说，请便，上去说，随你怎么说。关于大屠杀，关于任何你想说的，完全可以。我是这样接受的。但是，幽默和真正的政治之间是有界限的。

当界限被跨越，比如在圣诞戏里不能出现犹太夫妇，嗯，这很可笑，因为没有他们，乌克兰就不会存在。如果我们看看乌克兰民族间冲突的数量，当政治没有渗透到这些村庄时，听着，我们的外喀尔巴阡、布科维纳、比萨拉比亚，以及归根结底的敖德萨，都生活得很好。那里有混血家庭。直到有人开始用钱去投入这种分裂之中。

我记得，2016年我们第一次在敖德萨市中心的公园里竖立了迪杜赫。当我听到有人说：什么，乌克兰人，迪杜赫，那是什么东西，这侮辱了我，我真的很受触动。因为，当我们去竖立犹太烛台，当我们在光明节、普林节祝贺，这在全市范围内都会庆祝。而且总是以尊重、乐趣和真诚的态度来做。

而第二天，也就是1月7日，那个巨大的迪杜赫，是孩子们和艺术学校的学生第一次制作的。那些小腿被锯掉，扔到一边，整个东西被拆得一团糟。对我来说，这是对乌克兰人民的一种破坏行为。但对此我们并不谈论，因为乌克兰人总是不完全理解，团结在一起、彼此捍卫是多么重要。

巴比亚尔谷纪念园。有什么问题？主要的不满是什么？

这类纪念园应当在其基础上有超过50%的国家所有权，资金也应由国家提供。这是第一点。第二，不能接受的是，在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进行武装侵略的第七个年头，所投入的资金竟然来自俄罗斯寡头。

其中一人被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制裁，另一人有可能获得美国因参与修建北溪2号管道而实施的制裁，还有第三人，他手里有来自普京的某些荣誉证书和奖章。这三人的组合，实际上是在为俄罗斯联邦的国防能力投资，与乌克兰国家对抗。

但即便如此，他们仍在修建纪念碑，因为他们内心感到痛楚，他们在乌克兰有某种个人历史。更有甚者，这是作为一个私人项目来进行的，展览、叙事都由私人掌控，而国家无法对此施加影响、控制，诸如此类。

那为什么国家不能施加影响？

因为这将是一个私人项目。

那么明天，他们完全可以在某个私人项目、某座私人建筑上画个卐字，国家就不会对此施加影响吗？

他们会因为卐字而承担刑事责任。

嗯，我们有煽动民族仇恨的法律条款。如果他们在那里写下乌克兰人在这里杀害了犹太人，我不认为这会……

听着，当我们说乌克兰人特别、特别残忍……

这个我没听说过。

我也没有。我只是假设。比如，乌克兰特别残忍。它究竟特别在哪里，在巴比亚尔谷枪杀犹太人方面，我不知道，或者类似的事。而乌克兰的大屠杀是另一回事，是乌克兰式的大屠杀。

这会不会成为在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煽动民族仇恨的一种隐蔽或公开的形式？依我的看法，会的。因为不一定要直截了当地说，乌克兰人就是纳粹，是60、70、80年间杀害我们的人。说他特别残忍。总之，乌克兰人的本质就是那些，我不知道，他们一心想要消灭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这将是荒谬的。

我从没听过任何一份正式声明。

正式的当然不会有。这只是在谈论某种类似展览的可能性。而当赫热扬诺夫斯基作为执行董事评论说，乌克兰的大屠杀是特殊的，或者用乌克兰式的说法是特殊的，那就是他采访中的节选。

对我来说，问题就在这里：听着，老兄，你究竟是谁，在这个国家里，你在这里担任执行董事是在做什么。你到底有没有权利张嘴说这些话。在另一个国家，而且不是你自己的国家，因为你是俄罗斯联邦公民，还允许自己对一个不仅涉及犹太人、坦白说还涉及乌克兰人、罗姆人等的项目发表这样的公开言论。

这不仅仅是一个犹太民族的悲剧。这是国家的悲剧，本质上是国与国之间的悲剧，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那么是谁干的？是纳粹政权干的。德国人和通敌者。那些在2014至2015年间在顿巴斯被占领区枪杀人的，正是同一批人。俄罗斯占领者、德国人和通敌者。就这样。也就是说，这些通敌者会因此不再是乌克兰人吗？不会。但我们关心的是民族出身吗？这完全是一段政治历史。

谢尔盖，但你不是赫扎诺夫斯基，我也不是赫扎诺夫斯基。

嗯，我不是赫扎诺夫斯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艺术才华而言，我甚至不为他感到高兴，因为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位伟大的导演。

顺便说一下，对我来说，关于他的电影《道》，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以及为什么哈尔科夫警方在新一轮丑闻爆发前一周刚好开启了刑事程序。但我们可以这样说，社会在思考，它更容易接受单一而清晰的信息。

当你说不仅仅是乌克兰人，这样不对，因为他们是通敌者，那么你并不是这个项目的执行董事。而我对他的立场有疑虑，包括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的立场，也包括那些进入监事会的人。更有甚者，乌克兰安全局不仅认定这个项目带来了国家危险。

那它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认定的？

2019年或2018年。

也就是说，那时候还是格里查克在任吗？

是的。

嗯，那很好，当时梅德韦丘克和苏尔科夫并没有带来国家危险。

我实际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有疑问，为什么我们在原则上还在讨论，这些事情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国家应当是纪念园的创办者。它应当做这个项目。

不能。遗憾的是，国家不能，我并不是说他们必须做，我反驳你，国家不能。国家不能，因为我们已经八年没有尊严革命博物馆了。当时所有合同都签了，111百万已经付了，结果却消失在虚假公司里，你明白吗。

而这并不是俄罗斯寡头干的，遗憾的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该死的、请原谅我，小偷干的。他们既没有良心，也没有尊严。什么都没有。而当你说国家应该去做，那国家能做什么？看来，确实是不能。

我们甚至没能建好一座正常的大饥荒纪念碑。我们有那个小女孩的雕塑。是的，它没有完成。这是一座非常有力的雕塑，但它没有完成。饥荒是最可怕的死亡，人们都这么说。而我们无法纪念被那些红色的渣滓虐杀的人，你明白吗。然后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还是不能做。其实就是做不到。

我反驳你。我心里也有一个想法，像小虫子一样不断啃噬着我，那就是我们做不到。但如果我们回到尤先科的任期，他确实能够建起一座纪念碑，并提出大饥荒和种族灭绝的问题。在他任内建立了纪念园，他开始恢复哥萨克的首都。

这意味着，当有愿望、有政治意志、有明确的指示和清晰的任务分配时，我们就什么都能做。而当这不在议程上，当没有人考虑这件事，也许大家都忘了，而且谁需要它呢，那时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一切都不知不觉地消散了。

我为至今我们没有尊严革命博物馆感到非常羞愧。但同一段时间也说明，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尤先科本人为获得托穆斯奠定了基础，并为此而努力。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完成了这个问题。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只要我们想做。

我觉得，国家错过了这个时机，没有把这件事提上议程。它应当是那些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应当被打上勾。现在我们正在收拾这一切的烂摊子。因为在当时，我们允许了，放任了，基辅市议会把这块土地交给了拉比诺维奇。

拉比诺维奇把这块土地卖给了潜在的投资者，也就是监事会成员，结果一切都陷入了泥潭，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至今没有可视化。而我们却还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但只要我们想做，只要有明确的任务去做，我们就能做到。

巴比亚尔谷纪念园的监事会成员之一是平丘克，谢尔盖·普里图拉长期与他在电视台合作，我的理解是，他对平丘克没有因此产生过什么疑问，毕竟这段历史已经开始很久了。

因为我们记得弗里德曼、汉、平丘克和波罗申科一同出席的那场发布会，那时波罗申科实际上把这一切都介绍了一遍。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如果那时已经知道这些，谢尔盖的立场是什么？

我知道谢尔盖对巴比亚尔谷的立场，它与我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不了解他与平丘克之间的冲突或争论，这需要谢尔盖自己来解释，但我认为，对谢尔盖来说，这是相当有价值的、清晰的界限和指向，他并不羞于公开谈论，并点名提到这些人。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不过，这个问题谢尔盖必须自己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