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娜·皮马霍娃：对我的怀疑是国家反腐败局因我拒收贿赂而进行的报复
与乌克兰移民局前第一副局长的大型坦率访谈。
迪娜·皮马霍娃曾任乌克兰国家移民局第一副局长，2017年11月29日，她因卷入保安机关之间的跨部门冲突而广为公众所知，当时这位官员处于国家反腐败局、乌克兰保安局和乌克兰总检察院三方冲突的中心。
据披露，国家反腐败局的特工在11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对移民局第一副局长进行调查，以期取得她收受不当好处的证据。为此，一名特工——“谢尔盖·季坚科夫”，即谢尔盖·博亚尔斯基 （地区党前议员尤里·博亚尔斯基之子），——打入皮马霍娃的圈子，人为安排了与她前夫的相识：后者当时正在扎波罗热出售一辆汽车，而该特工假装对购车感兴趣。
与皮马霍娃本人结识后，该特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与这位官员聊私人话题，甚至在其他城市安排偶遇，在她工作单位门口守候，邀请她去高档餐厅，还租用游艇，以便在合适的时机请她帮忙，为一名外国人办理居留证，并许以金钱报酬。
皮马霍娃表示，让她感到不安的是，“季坚科夫”对她纠缠不休：在她家门口和工作单位守候，并且听不懂“不”字。9月，皮马霍娃向保安局提交了申请，此后便与保安局的工作人员一起记录“特工”的行为。在她被交付贿赂的时候，本应由国家反腐败局的侦探将她拘捕，结果却是保安局的工作人员拘捕了国家反腐败局的特工。
之后人们得知，保安局发现了国家反腐败局特工的秘密住所，并在其中安装了摄像头。从公开的对话录音中可以看出，国家反腐败局的工作人员因国家公务员不肯收钱而焦躁不安，而这一行动已经走得太远：在考虑的成功“行动”方案中，有灌醉皮马霍娃或与其发生亲密关系的内容。知名特工“卡捷琳娜”建议打入移民局第一副局长的家庭（皮马霍娃当时正在找保姆照看孩子），而“谢尔盖·季坚科夫”则提议“带着白粉去找她”，以便他能打电话给皮马霍娃，请她“解决问题”，因为她有很多有影响力的熟人。
2017年12月，反腐败检察院负责人纳扎尔·霍洛德尼茨基对此案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他表示，案件很难被推进到合乎逻辑的结局，因为这一罪行无法在法庭上得到证明。2019年2月，反腐败检察院负责人在接受《言与行》采访时讲述了国家反腐败局侦探与检察官小组之间的“激烈讨论”：后者拒绝签署起诉书，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犯罪构成要件。
然而，2019年12月19日，即上述事件发生两年后，反腐败检察院检察官签署了起诉书，指控她犯有承诺和提供不当好处罪（《刑法》第368条第4款）。如果法庭确认她有罪，这位前移民局第一副局长将面临8至12年的监禁。据TK Media获悉，亚历山大·奥梅尔琴科可能是国家反腐败局局长阿尔焦姆·西特尼克的教父（即亲密朋友）。
12月23日，高级反腐败法院裁定对皮马霍娃采取夜间居家监视的强制措施，要求她从22:00至06:00不得离家。法院还责令这位前官员上交用于出境的护照，不得与案件证人接触，并佩戴电子手环。上述强制措施正是反腐败检察院检察官申请的。
在接受TK Media的采访中，皮马霍娃坦率讲述了人们如何“好言相劝”地要求她辞职，以及2016年12月有人警告她，安全部门正在针对她策划行动；她还讲述了国家反腐败局的特工如何打入她的圈子，为何两年后侦查工作重新活跃起来，以及她如何成为反腐败机构领导层眼中的眼中钉。
— 两年前，纳扎尔·霍洛德尼茨基称，针对您的案件很难被推进到合乎逻辑的结局，因为无法在法庭上证明您有罪。如今，霍洛德尼茨基仍然是反腐败检察院负责人，而反腐败检察官已经签署了起诉书。两年来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新的事实？
—没有出现任何新的事实。相反，他们指控我在2017年6月至9月期间“提议或承诺”提供好处。我于2017年9月向保安局提交了关于收到贿赂提议的申请。国家反腐败局直到2017年11月才对我立案侦查。
也就是说，国家反腐败局是在2017年11月28日才登记了刑事案件，而那时我已经与保安局和总检察院合作两个月了。
— 所指的是承诺，还是已经收到了财物？
—绝对不是。他们没有指控我收受任何财物。只有“提议或承诺”。事情的实质是：提议和承诺是在与保安局合作的框架内发生的。在我确认此人（特工）愿意做出这些行为（行贿）并听到金额之后，我把这一切都写进了申请书。经过与保安局为我安装的相关设备合作两个月，我与此人进行了这些谈话，之后他被拘留了。
11月28日，他们（国家反腐败局）按照《刑事诉讼法典》的要求，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以便向我交付第一笔款项——1.5万美元。我前去赴约。我已经与相关执法机关合作两个月了，并不是在搞业余活动。他带着这笔钱来，我收下了，他立即就被拘留了。这笔钱自然是在我关于行贿的申请所对应的刑事案件框架内被没收的。
— 国家反腐败局在夏天就已经对您的活动进行了记录，而刑事案件直到11月才立案。您的侦查是在什么框架下进行的？
— 在业务侦查活动（ОРД）的框架内。需要指出的是，在业务侦查活动的框架内，执法机关有权工作，直到该人实施刑事犯罪之前。也就是说，他们进行调查、跟踪，实施业务侦查行动，包括监听该人并进行视觉监控，直到该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为止。
如果该人已经实施了犯罪，那么按照《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必须在24小时内强制登记相关文件，并在统一国家登记册中登记刑事案件。之后，正式从业务侦查程序转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在刑事诉讼框架内继续同样的工作。立法者就是这样规定这一程序的。
— 按照侦查机关的说法，您在夏天就已经接受了提议。
— 是的。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国家反腐败局的侦探当时没有对您采取行动，您也没有被拘留？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没有就此在统一登记册中登记，而这本是程序的要求。《刑事诉讼法典》不是一本文学作品。这里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俗话说的：很想做成某事，却两年都一事无成。他们把我筛了个遍，用X光检查我的工作，把我周围所有能查的人都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因为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违法行为。
— 国家反腐败局公布的录音中，提到的是一只阿拉伯投资基金和3万美元。国家反腐败局的新闻稿中提到的是1800美元以及一名越南公民的护照。对您的指控是什么？
— 对我提出了两项事实指控。第一起事件——关于居留证的谈话，据称涉及1800美元；第二起——关于3万美元的谈话。
— 您向保安局提交申请所涉及的那起事件，也被计入了吗？
—当然。
—请讲讲第一起事件。那1800美元是从哪里来的，所谓的“方案”又是什么？
这位“特工”以我朋友的身份找到我——也就是说，他取得了信任，一连半年都在我身边，坐在我旁边……然后我的朋友、熟人、好友对我说：“迪，我要在这里开一家公司，我需要一名外国人为我工作。但我还在办理营业登记，无法让他在我们这里就职。那么，一个外国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居留证，以便在这里工作？”。
这是法律规定的，我回答说：外国人在两种情况下有权凭工作获得临时居留证。第一种——他受雇于某家企业。第二种——他自己成为企业的创始人，在乌克兰境内注册该企业。之后，在企业注册完成后，整套文件由就业中心重新审核。这不是我的职责。
需要向就业中心提交一套文件，他们会发放工作许可。取得许可后，此人可以凭D类签证入境。即使他已经在这里，也必须出境。然后再入境，并在大使馆根据工作许可获得D类签证。只有在这之后，才能凭工作获得居留证。
目前法规有了一些小的变化：可以不必出境办理签证。但问题在于：只有在获得“居留许可”之后，此人才能获得一年期的居留证。当他开展其注册企业的经营活动时，他的任务是：缴纳税款，向税务机关提交报表。至于他是否站在那里卖东西，或者送水，或者从事其他什么活动，这对任何人都不重要。立法者就是这样规定的。这不违反法律。之后，移民局或其他监管机构不会检查他是否在工作。如果他的企业不运营，只存在于纸面上，没有缴纳税款，也没有提交报表，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那样的话，他的居留证将不会被续签。这些都是有规定的。
我把这些咨询意见告诉了朋友。他说：迪，你明白吗……可以这样操作，让他成为创始人，他就可以开展自己的业务……我对他说：你去找个律师吧，有很多法律公司专门做这个。我当然不会现在去为他办理这份许可。我不会去就业中心提交文件。我不会去做这件事。
“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律师？因为我还没有招人，而我需要……”他问道。“推荐律师？没问题，我认识。”
我了解了情况，把一家专门做这类业务的公司的联系方式给了他。我本人并未与他们接触，是向一位熟人打听的联系方式。我对他说：这里有人负责准备所有文件，这个人依法做这件事，并按服务收费。
—这家公司也是涉案人员吗？
—他们没有被指控任何事情。只是被提到了而已。
—之后发生了什么？
— 他说：“迪，你能不能还是帮我打听一下，律师需要什么样的文件包，并把清单告诉我……因为我在这方面不懂，跟他谈话会很困难……”
我对他说：需要哪些文件——这不是秘密。这些信息在就业中心的网站上有，在律师事务所的网站上也有，在内阁的决议中也有。也就是说，此人只是从我这里了解到了这一程序的存在。
他问：这些服务要花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我们讨论过，他们可能会收多少钱。我刚刚又去网站看了一下——据我理解，那里的税费就超过1万格里夫纳。这笔钱由律师自己支付，因为他要从这个人那里获得授权书。
— 您是想说，1800美元这个金额是从哪里来的吗？
—对，就是这样。以格里夫纳折算。这是合法的机制，公司按这个方向工作，凭授权书递交文件，没有人伪造任何东西。否则他们早就不能工作了，执法人员早就把他们拘留了。
他说：迪，我根本不懂这些，也不会懂……
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律师事务所首先要求准备授权书。没有授权书，他们根本无法行动。我对“季坚科夫”说：请您直接与律师联系，然后我把相关信息转告给他。
我的任务是帮朋友一把，给他找个律师。而“季坚科夫”给了我一张名片，并请我“把他们需要的东西发到他的电子邮箱”。我说：你知道吗，我不会发的……我没时间。
而且确实，这家律师事务所出于对自己客户的关心，以及为了每天提供的服务，直接把授权书发给了他，这一点在刑事诉讼框架内已经确认了……
— 他们寄来了商业报价吗？
—不，是授权书。这样律师就可以去国家机关，准备必要的文件包。谁也不会去伪造文件。授权书是为了在乌克兰境内代表这个人的利益。就这些。这就是全部所做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完全是合法的问题，而他们现在说这是“提议”，说我解释了需要提供哪些文件。首先不是给我，而是给办理手续的那个人。至于这要花多少钱，那不是我这里的价格，这根本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
“他们说：辞职吧，否则会很糟”
我想给您讲讲您无法读到的东西，讲讲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我之前没有提供这些信息——我认为没有必要，之前也没有人向我提出怀疑。
—请讲。
—我曾在基辅移民局担任寻求保护者及社会融入事务处处长。粗略地说，就是难民类别。之后，乌克兰移民局中央机关公开招聘第一副局长。我考虑了一下，分析了一下，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向国家公务员局提交了申请，并递交了参加这次招聘的文件包。一共有五个人参加。2016年10月27日，我赢得了比赛，获得第一名。之后，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动向。
——什么动向？
— 国家防腐局对我的专项核查开始被拖延，而且迟迟不予安排。甚至和我在同一天赢得其他职位竞赛的人，都已经被任命了。我一直关注着这些任命，内阁在任命他们，他们的专项核查都已经结束了。而我的还没有。
之后，2016年12月6日，我在工作时，有人来到我的单位。那是别列兹尼亚科夫斯卡娅4A号。这个人透露了一些信息，说是确实有人在针对我进行某种，怎么说呢，“私下交易”，或者用什么词更恰当。他说：“订货”。
— 是订货以拖延任命吗？
— 不是，是说要……在执法机关里有人在谈论，说要“抓住我的什么把柄”，好让我无法被任命。
— 谁可能在背后操纵？
— 他没有说是谁，没有说姓名。他说：有人给你下了订单，并且针对你正在策划挑衅，目的是通过一些不正直的执法人员，以金钱报酬为条件，让你因第368条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当我问“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时，他回答说，他有良好的品格，不想让不公正发生。
总之，我当时非常震惊……之后，2016年12月7日，我写了一份申请，致乌克兰总检察长、乌克兰保安局局长、国家反腐败局局长阿尔焦姆·西特尼克、国家防腐局局长纳塔利娅·科尔恰克，全面陈述了当前的情况：我现在担任这一职务，有某某某找到我，时间是11点至12点之间，地点在某某地址，他说了以下这些话。我还讲到，这与我在10月27日赢得竞赛有关，但至今仍未对我进行专项核查，而专项核查本应在一个月内完成。我看到有一些奇怪的人来我的单位：门一开，“我是某某某的代表，可以和您谈谈”。都是胡说八道。我把他们赶了出去。我把这一切都写进了申请。还写明了我使用的电话号码。
我向四个机关进行了通报，并请求他们，如果这确实是毫无根据的……请让负责人核查……如果有根据——如果有证据、事实证明此人有罪，需要开展工作……那就请便。
当时，公民来信处审查了我的申请，并告知我，没有理由将其登记到统一国家登记册中。粗略地说，就是：如果有具体的犯罪和具体的人，就请写下来，再来。
就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还与另一个人有过一次谈话，我已于上周二（24日），也就是前天，向反腐败检察院检察官说出了他的姓氏。我当时附上了这份申请。这次我没有再提交这份申请。
——是什么谈话？
— 我周二向国家反腐败局报告了此事。我说出了那个曾对我说我必须辞职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够查明这一点。
— 也就是说，有人要求您辞职？
—在2016年12月有人警告我可能会遭到挑衅之前，有一个人建议我自行、自愿地辞去职务。他说：辞职吧，否则会很糟。我说：我不会辞职的。而且不会糟，因为我会注意，不要违反法律，愿上帝保佑。就是这样。我已经做好了这样工作的准备。然后我就离开了。针对提出让我辞职的这个人，我没有写申请。
——那是2016年12月的事。那国家反腐败局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您进行调查的？
— 国家反腐败局的特别行动是在我递交那份申请三周后开始的。它始于2017年1月——就在我成功通过国家防腐局的专项核查之后。
12月30日，距离竞赛已经过去两个月，而按规定核查本应在一个月内完成，国家防腐局把我叫去。在那里，五个人对我进行了询问，并将摄像机对着我的脸——依据的是申报书，他们有这个权利。我带去了文件，回答了所有问题，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讲述了一切，并把所有文件都留下了。结果不得不结束核查，因为什么也没有查到。而就在1月，国家反腐败局开始对我进行特别行动。我怎么能不相信这种巧合呢？
— 您是否认为，国家反腐败局的特别行动与那些警告过您的挑衅，是同一条链条上的环节？
— 这是明确的。
— 国家反腐败局开展特别行动的正式理由是什么？
—正式理由：揭露违规行为，揭露滥用职权，以及移民局内的犯罪行为。就是这样一句笼统的话。
— 有过什么举报人吗？
—我不知道。
既然调查尚未结束，我理解您还没有接触到案件的所有材料，对吗？
—是的，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如果执法人员是在执行“订单”，那么是谁可能在背后操纵并为此出资？
— 没有抓到，就不是小偷，我无权说这个人是订单的发起人，因为我不是查明这一点的执法机关。这一点没有查明，是因为没有人做这件事。而因琴科（因琴科·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国家反腐败局第二侦查处负责人——编注）——也就是侦探的负责人——没有被审问，也没有被询问。但这无疑与某些人对我未获任命感兴趣有关。他们一旦得知国家防腐局的专项核查顺利结束，就决定采取这种行动。
——除了您之外，还有谁竞争这个职位？
—一共五个人。第一名被任命为该职位，第二名则被记入议定书。如果第一名放弃，或者未通过专项核查，或者死亡，或者发生了其他什么情况，比如某些生活上的变故，导致他在一年内未能就职，或者在一年内离职，那么第二名就会不经竞赛而被任命。我不能指控这位候选人本人。他没有对我说过任何话。
我说，某个具体的人曾让我写下放弃的声明，至于他的姓氏，以及他当时担任的职务——那不是移民局的职务，那个职务根本不在内务部系统内，而是另一个机关的职务。当时他对国家防腐局有影响，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就此问题媒体曾发生过严重的丑闻。
审前侦查机关应当根据我的申请，查明是谁对我施加了什么压力。无论如何，我已经指明了这一点。让他们去查吧。
— 您相信他们会查清楚吗？
—不，我不确定，我想……有一句俗话，在这件事上我越来越相信它。“最重要的是不要最终查到自己人身上。”在这件事上最关键的，正如执法人员所说的，是不要最终查到自己人身上。也就是不要把自己抓住。因此，当然，向因迪琴科先生询问这位同志：你是否采取过什么措施？这是不划算的。虽然本可以通过电话……追踪器叫什么来着？塔楼？
——手机基站连接记录？
— 通过手机基站连接记录来查明。查明此人是否与某位候选人有过接触，他有什么利益，他利用自己的职权采取了什么行动。
“为了接近我，他们开始向我的前夫租车”
——谢尔盖·季坚科夫。事实证明，他就是谢尔盖·博亚尔斯基。他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在您的生活中的？
—国家反腐败局的特别行动是在2017年1月开始的，但“季坚科夫”直到3月才出现。那两个月里做了什么？他们在业务侦查活动的框架内监听我的电话，以便查明我与谁关系密切，并借此接近我……这已经是确定的事实，我现在确认我说的每一句话……为了“正确地”接近我，让我信任这个人，并与他交往……这是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因迪琴科的想法，他在敖德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的执法工作经验丰富……机构是新的，人却是老的。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只为查明如何接近我。算了，不说这些了。
2017年3月，我的前夫打电话给我，那时我还在扎波罗热生活，尚未搬到基辅。我们于2007年离婚。我与他一直保持联系，我们仍是朋友，他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安德烈（前夫——编注）给我打电话，讲述了他的生活困难，他的工作情况，以及那里的种种艰难。我们通过公开的通讯渠道聊了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他绝对没有，愿上帝保佑，问过我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之后，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查明，安德烈正在扎波罗热出售一辆小型客车。他在那里经营一项与大巴有关的小生意。他要出售小型客车，他的电话被登在网上，并出现在了这则小型客车出售广告中。特工与他取得了联系，并以买家的身份约定在扎波罗热见面。之后，“季坚科夫”收拾行装前往扎波罗热，但不是一个人，而是和另一名工作人员一起，后来才查明，那人也是国家反腐败局的人。他们假扮成阿拉伯组织穆巴达拉的代表——那是一家基金，据我的了解，它在阿联酋，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之一，投资额达2290亿美元。也就是说，目前它已向50个国家投资，包括邻国。他们还没有进入乌克兰。是“季坚科夫”本人闯了进来，而且未经他们的许可。
——他们与该基金毫无关系吗？
—没有，基金方面甚至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做什么。是因琴科·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想出了这个故事，而“季坚科夫”则完全进入了角色，把自己介绍为基金的代表。他去了扎波罗热赴约。后来才弄清楚，约定的地点是“国际旅行社”酒店，位于节日广场下方，与州行政大楼相对。他来了。一个人问道——不是“季坚科夫”，而是另一个人——关于小型客车的事。他们说，他们将要投资资金，需要有交通工具。他们对土地感兴趣，购买农业用地——总之是购买各种土地。他们需要在州内四处奔走，而且不仅仅是在乌克兰境内。据说需要一辆小型客车来代步。但是，他说他本人不做决定，现在他的负责人正在与州行政机关的州长会面，那栋楼从这家酒店的咖啡馆可以看到。他很快就会过来并做出决定。而在这段时间里，“季坚科夫”大概是在某个房间里坐着躲了起来。
之后，他下楼，确实与安德烈认识了。安德烈只是想把大巴卖掉。他们说：你误解我了，我们不是想买大巴，而是想租用。
不论是当天还是之后，他们问道：安德烈，你有没有什么商业建议？因为你也是小生意人，他们想经营农业方向，而扎波罗热州适合这个吗？安德烈说，他会考虑一下。他们给了他一张名片。
接着，“季坚科夫”不经意地说：我有些问题，你可能知道谁能给出建议？我需要安排人去工作，外国人，他们要来，其中也包括留在扎波罗热的人，但我们不知道怎样为他们正确办理手续——也许有人能给出建议，你认识哪些与你有联系的人？我现在在扎波罗热，但很快要去基辅。
但是，由于安德烈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他明白，凭“律师”和“外国人”这些字眼，作为律师的我可以帮上忙，尽管他甚至可能不知道移民局是做什么的。他当着他的面给我打电话，说：迪，你能不能帮这个人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说：安德烈，我其实根本不做这类问题。
“拜托了，我请你帮帮忙，这很有意思，他们的生意很好”。我说：好吧。他把我的号码给了“季坚科夫”。3月，“季坚科夫”出现在我前夫的生活中，而4月则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于是他给我打电话。我很忙。他第二次给我打电话——我又在忙。后来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知怎么的，结果发现他自己已经站在了楼下的入口处。
我们见了面。两人几乎只说了三分钟，握了握手。“这是名片。”然后他递给我这份宣传册。我说：那么问题到底是什么？他答道：“我做投资，诸如此类。”我又问：“安德烈说，你们有某个问题，想让我解答，说你们遇到了什么麻烦。”“哦，那是以后的事，今天就这样，谢谢。现在我知道，如果有事，我可以来找您。我走了。”好吧，走就走吧。
我把这份宣传册放下。我们开始交往。他非常得体地接近我。写信，打电话。出现时就像蘑菇从地里冒出来一样。他们只是盯着，观察我在和谁交往。然后，大概是五月底，他开始提起外国人如何获得工作许可的话题。我把他介绍给了律师。之后他整个七月都在拉着我谈这个问题，但一切都完全合法。
在我九月提交那份申请之后，结合当时的局势，我明白，去年十二月来警告我的那个人是对的，我也料到这种事会发生。我分析了所有在我身边的人的行为，包括“季坚科夫”。我对自己做出了明确的决定：如果有人来找我，向我提议[方案]，并出现我向检察总长、保安局和国家反腐败局描述过的那种情况，我不会逃避，不会躲藏，也不会努力避免与任何人接触，因为我对自己的立场很有信心。我不做任何文件，我会盯紧自己签署的内容，分析文件，以防有人把东西塞给我。我不进行任何非法的谈话。
我会监视这个人，并尽一切努力写下申请，使他在试图向我提供不当好处时被拘留。但为此，我至少必须知道，这些行为是违法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最初提出的问题，“季坚科夫”，是完全合法的。他听到需要这样操作，没有任何文件会被伪造，也不是私下拿出来的，只需要把授权书交给律师，让他去跑、去工作，按照法律规定完成一切……
——他们后来真的和律师开始合作了吗？
— 他们是否开始与律师合作，我不知道。那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只知道一件事，百分之百确定。那就是，没有签发任何居留证，也没有办理任何工作许可。
他问我：这要花多少钱？我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换算成美元，如果从格里夫纳折算，那么这些收费标准确实因律师事务所而异，在1.5千至3千美元之间浮动。我还特别强调，这是他们的收费标准，而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说得很清楚，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会坚持这一点，要求在法庭上调取并审听这些材料，如果上帝不允许，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是怎么说的。而现在的文件里却没有这些内容，他们只是闭口不提。在打印件里没有，在速记记录里也没有。这句话根本就没有。
“国家反腐败局特工租下游艇一天”
——那么第二起事件呢？
— 第二次，“季坚科夫”于8月27日带着“问题”来找我。这是国家反腐败局对这一事件的时间记录。这是他第一次提到此事。他先问：你想想看，能不能帮我办理公民身份……我的部门主任，一个非常严肃的人，穆巴达拉基金公司的，需要给他的同事办理手续。我们必须尽快为他办理公民身份。
我说：有什么理由？他说：没有任何理由。
如果没有任何理由，那要怎么办？没办法。8月27日，我们确实交谈了，这时已经涉及“那你无论如何都要办”这样的话。我稍早就开始意识到，他一直在试图对我施压。无论如何，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并不只是说“你想想看”，而是“你请务必想想看”[重点在语气和语调上]。
“你要理解，我在单位会不被理解，我会有麻烦”，他说。
甚至在他们的速记记录中，检察官在法庭上宣读的内容里，他也说：迪娜，你自己明白什么是部门主任，理解我一下，就当我是朋友。我非常需要办成。非常需要。
施压在不断发生，在谈话过程中，我确信他确实准备支付一大笔钱。我确信他的意图，于是我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应该向哪个机关申诉？
如果我向他任职的机关写信，那么接下来就会是这样的情况：他们会看到这份申请，“季坚科夫”会立即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为了不接手此案，也不以第369条“行贿”立案。最坏的情况是，他们会立案，我相信会以第369条立案，只是到时候会对我立案。所有这些我都想到了。
我曾设想，他只是一个普通公民，是“需要解决问题的人”。但这样的人听到“不”，就会说“那好吧，不就不吧”，而这里——却是不接受“不”这个字。他想要这个。这时我们就开始进入一场大游戏了。
这个人对我施压，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他总是在我上班之前偶然出现，好像他正好路过。我不在那里，但他却站在那里。他说“我还是会等你”。他就在不远处的房子下面。我说：我现在不想和你见面。“那拜托了，我们聊聊吧。”何况，我根本没有什么可回答的。
记者问我：“您本来可以拒绝啊！”本可以说“不”。当然可以。但当你被四面八方试图拖进陷阱时，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我不处理“季坚科夫”的事情，迟早他们会策反我的某些朋友。我知道，有人去找过我的一些亲近的人，并试图威胁他们。迟早他们会通过那位保姆找上门，在公寓里放置文件，之后会在某处以“醉酒”或“吸毒”的名义拘留我，然后回家搜出那些文件。保姆就会说：“这里每天都有外国人来。”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邀请我去游艇。他说，那里会有我的朋友兼商人阿列克谢。我说：好吧，我接受你的邀请。那次出行本该在星期日进行。星期日他来到了我家楼下。我没有对他说“不”，尽管我知道我不会去。他开始给我打电话，我不接，挂断，然后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内容如下：“我这里有保安局的人在搜查，我不能和你去。”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看看他会给我什么建议，他会说什么样的话来帮我。要打听什么。
——您那里没有搜查吗？
—当然没有。因为搜查的时候，是不能写短信的。而他们对此心知肚明。过了一段时间，他写道：“怎么样，搜查结束了吧，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吧？”也就是说，那艘游艇整天都在全副武装地闲置着。想象一下，要多愚蠢才会写出这样的话？这是什么厚脸皮：他们需要，而游艇却闲置着。那时我还不完全清楚他是谁。我无法知道他是国家反腐败局的工作人员。我跟你说：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人们有各自的麻烦。关于游艇还能说什么……好吧，你去玩吧，你又不是为了我才租的。据卢先科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他们曾考虑建立某种个人关系，具有亲密性质。我理解，阿列克谢应当是被安排作为我的未婚夫、追求者人选的。这也得到了已公布的监控录音的证实。
——在准备［采访］的过程中，发现录音已经不存在了。
—是的，录音被删除了。
— 他们是用业务侦查预算、用纳税人的钱租的游艇吗？
— 当然。我们的执法人员就是这么生活的。很酷吧？我证实这一切。关于钱，我稍后会单独讲。除了游艇，还有别的……人们会感兴趣的。
这一切大约从中午12点开始，而到5点时，他给我发信息：“怎么样，你终于有空了吧，我们能去游艇了吗？”嗯，总之，再见，一切都很清楚。当然，我不会去任何地方。我当然没去。当然，他一直在施压，一直在逼迫。9月26日，我去了弗拉基米尔斯卡娅街，到保安局中央机关。我走了进去，说我请求让相应的工作人员下来，接收我的申请。我是公务员，担任某某职务。请您告知，我想同相关工作人员谈谈。我写好了申请，我要交上去。我怀疑这是某些特工机构的某个奇怪特工。但我仍然无法百分之百确定。即使我弄错了，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让他别生我的气吧。我是依法行事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对我施压。他就是不理解“不”这个字。他在逼迫我，在寻找机会，在等待。你明白吗，这些偶遇、这些“碰巧”——这太可怕了。当你计划好一件事，却不得不去关注一个人，因为他恰好出现在这里。“算了吧，不，你就这样吧，我求你了”——这真的是太可怕了。总之，申请已经递交。那是不是保安局的工作人员，我怎么知道。有人向我行贿，请你们查清楚。我离开了。他们声称出现了信息泄露。他们认为，保安局的人来找了我并把我策反了。那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不合逻辑。游艇大约是在提交申请前两周出现的。那他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收走我的申请？为什么他们允许我用手机，让我可以和那个直接……这完全是愚蠢的。连普通人如果了解情况，都能明白。如果把它拍成电影，观众都能看懂，更不用说执法机关了。要证明信息泄露——是不可能的。他们现在起诉书上写着：“由于信息泄露而提交了申请。”
通过车辆追踪器可以查明，整个期间我只去过那里一次。就是提交申请的那天。他们只是不想弄清楚这些。他们对此不感兴趣。
总之，根据我的申请，统一国家登记册中登记了一起行贿案件。我身上被安装了相应的设备，之后我去与“季坚科夫”会面。
接下来的谈话，我无法为其承担法律责任。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会面之后，他们对他进行了监视。此后我不能再独自与他见面，只能携带设备。他们跟踪他去了一处接头的住所。整个团伙共9人，都被他们掌握。这是在鲍里斯·因迪琴科的控制下进行的。他们在那套公寓里安装了相应的设备，后来才查明。并且连续两个月，他们都在监听“伟大的执法人员团队”在做什么。而这个“伟大的团队”所做的事情是：花两个小时“教”“季坚科夫”如何“说服”我。他说：“她不想，但必须这样。”在那套公寓里，不仅针对我开展了工作，还涉及国家机密。甚至还有伪造文件。当然，那已经是他们（保安局）的事了。保安局的工作人员没有告诉我，那人是国家反腐败局的工作人员。
他压低声音说：“迪娜，这是什么圈套？”
——请讲讲拘留是怎么发生的？
那天，在交付钱款时，我非常紧张。我问保安局的工作人员：你们一定会拘留他，而不是在我收下钱之后拘留我吗？我不想收下那笔钱。
——您是在哪里和“季坚科夫”见面的？
— 在“Leo Club”餐厅。
——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在旁边吗？
— 是的。
——也就是说，您坐在那里，您身上有摄像机。他身上也有摄像机吗？
— 他身上有摄像机，我事先并不知道。
——您坐在那里。旁边有保安局的业务人员和国家反腐败局的业务人员吗？
— 我们［与保安局工作人员］先到了，等他。他刚把钱交给我，在第二分钟，保安局就先拘留了他。国家反腐败局的人四散逃开了。他们没有干预。
——他是什么反应？
— 他向他们介绍自己叫“季坚科夫”，没有透露身份信息。我看着他，他看着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迪娜，这是什么圈套？”
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圈套。我没有陷害任何人。我是依法行事的。”就在这时，他身上的摄像机被翻了出来。他们拉扯电线，取出设备。我说：“嗯，很好，对，很棒。”给他戴上了手铐。有人问他：你要给谁打电话？他回答：“给爸爸。”我回家，他被送往检察总局。
——之后发生了什么？
— 引起了一阵恐慌。消息出现在媒体上。当晚我又去了检察总局，作了证。第二天，我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反腐败局在这一时刻直到凌晨4点还在剪辑影片。他们宣布特别行动失败。说他们揭露的是一个“由保安局庇护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之后，他们去找卢先科，开始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个越南人呢。”并给他看一些影片的剪辑。卢先科出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针对皮马霍娃甚至都没有立案。下午4点，国家反腐败局发布了那部带有剪辑的影片。他们把剪辑做成了对自己有利的样子。好吧，那是他们的事。我没有给任何人伪造任何文件［按订单］。我不得不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为自己辩解。这是很大的压力。
——除了季坚科夫之外，还有其他特工被拘留吗？
— 是的，一共七人。
——他们被送达了挑衅的起诉书……
—三人。三人收到了起诉书。“季坚科夫”、因迪琴科和西科尔斯卡娅（叶卡捷琳娜·西科尔斯卡娅，即广为人知的“特工卡捷琳娜”——编注）。
在他们拘留“季坚科夫”的那天晚上，他们继续前往，进行搜查。其中一名侦探受到惊吓，钻进了电脑下的一个箱子里。他在整个搜查过程中都待在里面，怕出来。依照我们的法律，是不允许搞挑衅的。可以打入组织并进行记录，但不能提议、请求、干涉私人生活。国家反腐败局认为他们可以。针对我的特别行动名叫“法蒂玛”。在公开的监控视频中，有这样的对话。“特工卡捷琳娜”称我为“法蒂玛”，并说我在找保姆。而我确实有过那样一段时期，我通过公开渠道在找一位候选人。而他们需要的是进入我家的渠道。他们还讨论了如何灌醉我。
“你们作为证人被邀请，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 于是特工们收到了起诉书。而2019年春天，反腐败检察院又撤销了针对他们的案件。为什么反腐败检察院和国家反腐败局会处理针对自己特工的案件，而不是处理拘留他们的保安局的案件？为什么又撤销了案件？
—这两起案件就像一根线穿过一根针。您想要审理我的案件吗？那就一起审理吧。把它们当作证据。他们把这个刑事案件吞掉了。案件是由总检察院办理的。它确实进行了侦查。甚至还派人到越南人和伊朗人那里出差，询问他们。然后，总检察院将案件移交给国家反腐败局的内部安全管理局。也就是交给他们自己！这发生在2018年底。而在2019年初，案件被反腐败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撤销，并由隔壁办公室的一名侦探签字。
——于是他们又重新激活了针对您的案件。
— 对。6月，他们传唤我作为证人接受讯问，还有几位熟人也是。我自己去了，没有律师，把一切都讲了。然后就离开了。12月，也就是半年之后，我的婆婆给我打电话，说国家反腐败局的工作人员给我送来了传票。要我去接受讯问。
——为了送达怀疑通知书？
— 以证人身份。我又去了，没有律师，心想又得讲些什么。我到了，他们却对我说：“我们是以证人身份传唤您的，但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您的身份转为犯罪嫌疑人。”
还有另一个人站在那里，拿着摄像机拍摄。我请求找律师，他们允许我叫律师。最后我还是拿了那份怀疑通知书。周五，律师和我一起收到了夜间居家监视的申请。理由是我可能会逃跑。但我有三个孩子，而且在他们办案期间，我又生了第三个孩子。孩子只有9个月大。我能逃到哪里去？我会提出上诉。在逮捕之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带孩子夜里去医院。那是很小的孩子，只能住院治疗。那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去，他们就会拦截我。检察官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叫救护车，把孩子交给他们，医院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们会处理的。”
律师在法庭上说，我在2018年1月曾经遭遇过搜查。已经过去两年了。而我哪儿也没有“跑”。当时他们来了，按门铃，我没有开门，给律师打电话。我害怕他们在里面放东西。我说，律师15分钟后到，到时我就开门。他们不愿等律师，用撬棍撬开了门。什么也没找到。他们拿走了我大学的财政法讲义，还拿走了一张写着我儿子Apple ID登录名和密码的纸条。那是我为他设置并记下来的。我问：“你们凭什么拿走？”
检察官拒绝签署怀疑通知书。您引用了霍洛德尼茨基的话。我不知道您读的是哪一篇采访，而我读的是《言与行》上诺维科夫的文章。霍洛德尼茨基说，国家反腐败局曾多次带着怀疑通知书草案前来，但程序负责人没有看到犯罪构成要件。最后签署的是奥梅尔琴科检察官。而他是西特尼克的教父。我认为这是报复。
为什么？花费了惊人的金钱。9名特工工作了11个月。我们去了“古德曼”“肖蒂”“苏卢古尼”等餐厅。他点的是昂贵的饮品和昂贵的菜肴。每次花8000格里夫纳。我尽量不让他请客，以免觉得欠他的。有一次他来利沃夫，而我正在出差。他说是路过，在特鲁斯卡维茨买了一处房产。那是非工作时间，晚上，我们和同事坐在一起，凑钱买单。我们从一家餐厅转到另一家餐厅。这时他突然开始掏钱。连在业务侦查笔录里都写着，我对他说：“这是什么钱？你疯了吗？”他说：“交给律师，因为我做不了。”他开始数钱。我说：“不，你自己交。”他又试图说：“也许这是我给你的，像情人一样过一个晚上的钱？”也就是说，连这样的对话都有过。然后检察官在法庭上说：就是它！“无法辨认”。我说：什么叫“无法辨认”？笔录上写的是“听不清”。他们认为，这里我同意了。那么，我会进行鉴定。在利沃夫，我们所有人都在凑钱买单，他也参与了。但他向检察官声称，所有费用都是他自己付的。
我认为，被花掉的钱至少有一百万到两百万格里夫纳。开的是路虎揽胜。租用游艇。乘坐飞机。这远远不止10万格里夫纳。而且对这些资金必须负责。尤其是如果将来有国家反腐败局的审计，而审计迟早会来的。
——您认为国家反腐败局给您的这份“礼物”是什么原因？
— 罗夫诺上诉法院维持了对西特尼克的判决。他被列入腐败分子名单。就在此之后，周四，他们马上就向我送达了怀疑通知书。
——2017年11月的事件之后，您去休假了。之后您辞职了。您现在在做什么？
— 在调查进行的这段时间里，我结了婚，生下了一个女儿丽塔。她9个月大。正如人们常说的，三年还没过去。现在我在工作。是法律方面的工作。不是国家公务员。目前我没有重返公职的计划。
采访人：弗拉基米尔·科瓦利
记录整理：叶夫根尼·布拉日科
编辑：弗拉基米尔·科瓦利和叶夫根尼·布拉日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