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活动家根纳季·德鲁佐年科：让我们改变制度与机器的结构，而不是司机
他认为，只有当宪法切实反映社会契约时，它才能发挥作用。
在冰岛电视台《对跖人》节目的新一期中，乌克兰社会活动家、法学家根纳季·德鲁佐年科谈到了对乌克兰宪法的必要修改、非法武装团体以及总统选举中的理想陪练对手。
我们的宪法应当是什么样子？首先，里面应当包含什么？
这是个好问题。但答案在于另一种视角。也就是说，不能像乌克兰一向的做法那样，由我或我们，或者一群学者来起草，把宪法法教授召集来……这样行不通，因为宪法只有在相对充分地反映社会契约，即某个社会所围绕的共识时，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谈一些非常技术性的规范，尤其是在最高法院的解释中，但19世纪这里恰好是两项权利。也就是说，绝对的契约自由权，如果我们这样约定，哪怕你得为此去死，这份契约也是有效的。你是自愿签字的。第二项是绝对的私有财产权。也就是说，两项神圣的东西。童工也正是由此而来。
说好了？说好了。人是自由的吗？是自由的。20世纪30年代，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发生了一场完整的宪法革命，也就是说国家开始演进。工作时间可以有多长，最低工资是多少。美国人面临抉择：是支持罗斯福及其对美国而言不寻常的宪法规范，还是支持他的对手最高法院，它一再推翻这一新政的基本法律。
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次以美国历史上最佳成绩获胜，这说明美国社会、数亿民众支持了这场宪法革命。也就是说，他们支持对于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成为美国意味着什么的新看法。因此，只要我们不在如此广泛流行的层面上把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讲清楚，那么无论我们是在走廊里、图书馆里还是又一个宪法委员会里悄悄写下什么，它都会像一个死胎一样。
如果我们能够……现在智利正在我们眼前进行一场宪法进程。我们习惯于高喊这些口号：滚开亚努科维奇、库奇马、尤申科，所有人都滚。但智利的巨大成功在于，前任女总统启动了这样的宪法对话。人们走进乡村和城镇，开始讲述这为什么重要。如果我们通过这些决定，就会产生相应的后果。
2019年，圣地亚哥爆发抗议时，人们走上街头，场面相当激烈，地铁被烧，警察被殴打，但他们喊出的口号是：要新宪法，而不是赶走总统。让我们改变制度，也就是机器的结构，而不是司机。
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有效。
启蒙教育有效。首先必须与民众交谈，解释这并非只有宪法法教授才懂的深奥学问，而是与所有人相关。比如说，我们写入一条关于免费医疗的规范。这关系到每个人。但在一个如此贫穷的国家，GDP又如此之小，最多只能花费5%，这会同时摧毁患者和医疗体系，因为CT机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都得花大价钱购买，在乌克兰甚至更贵，因为我们不生产CT机。
也就是说，这同样大概是一百万的问题。但如果在美国，GDP的18%在流转，在波兰是8%至10%，也就是欧洲大约8%至10%，那里有规模经济，那么在5%的情况下，我们要么积极引入私人资金和保险，要么它就只能死亡。因为无法靠5%维持生存。可以强迫医务人员领取象征性的薪水，但绷带不会凭空出现。
现在就连在基辅，我妻子在儿童创伤科工作，那里本应是神圣之地，病人们喊道：“我们宪法里写着，医疗援助是免费提供的。”他们说得没错。基本法里确实写了。但不管你在宪法里写多少“免费”，绷带、氯己定，也就是最基本的东西，总得从某处来吧。我还没说那些在复杂骨折时使用的钛钉。
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善意写入宪法如何摧毁整个体系。因为事实上，当你写下一件事，而经济规律却运行于另一套逻辑之上，就会发现宪法在撒谎，法律不起作用，它使挨饿、欠薪的医务人员与只希望法律得到执行的患者彼此对立。
那么如何消除它们之间的鸿沟？现实与纸面之间的鸿沟。
这里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我曾经想过，干脆把这条规范删掉，少许诺社会福利。但在一个大多数人口并不富裕、实际上相当贫困的国家，我们无法回避社会性规范。但如果我们把它们写成有保障的，也就是可以诉诸法院的那种，那我们就是在欺骗民众，因为总得有人付钱，也就是纳税人。
你没有钱可付，而钱也不会从任何地方冒出来。但在波兰同样有类似规范，只是它们不是作为法律保障写入的，而是作为对政治家的一些指导方向。在编制预算时，我们应当考虑让医疗尽可能可及。但不能像我们这里那样生硬地写：“救助应免费提供。”句号。不必是律师也能看懂这句话。
但如果我们把这作为政治方向提出，那么在选举中就可以真正要求政党，比如少花一些在国防上，多花一些在医疗上，这是波兰的版本。如果是乌克兰版本，就是少花一些在“大建设”上，多花在医疗上，就像去年那样，他们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把医疗的钱拿去搞“大建设”，结果人们因为医院缺氧而直接死亡。
当时各种版本都有。就是说，因为高级官员管理无效，医疗预算没有用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预算本身也有各种细节。要争取到预算不容易，但把它用好更难。
还有一个问题。以“苏普伦命名”的那项改革，总是说钱跟着病人走。但当你面对流行病时，钱必须走在病人之前。因为要准备传染病医院，你不能等病人不来才准备。你要把他们送进太平间。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进太平间，并为他们付款，这样你才能供应氧气，把它运送到医院。
正是这种对现实的简化理解，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另一个问题。我们有庞大的退伍军人群体。根据官方统计，参战人员有41万。加上他们的家庭，至少五十万人持有相应证件。许多人没有。
因此问题是这样的。第17条说，保卫祖国是每个乌克兰公民的事。但第14条和第17条又规定，组建任何法律未规定的武装组织都是被法律禁止的。更进一步，已经被定为刑事犯罪。你看，2014年，我的许多朋友冲向军事登记处，去攻打。那里的人说：“你们现在用不着，去逛逛吧。”
他们组建了志愿营，而且似乎正在执行宪法的直接指令，即保卫祖国，因为这是每个人的事。另一方面，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可以组建志愿营。他们拿起了武器，而且那里甚至没有写明是火器，比如刀、镰刀、弓箭，箭。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属于具有刑事后果的非法武装组织。
感谢上帝，政治局势维持着这一条款。愿上帝不让那些“俄罗斯世界”的爱好者有朝一日重新掌权。扳机已经扣起，只剩下用手指扣动。我明白，为什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罗申科）在政治上保留了这个扳机，没有卸掉，也没有立法。但这还是同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想保卫自己的祖国乌克兰，对抗一个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更强、资源更多、人数更多的敌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动员全体人民。
也就是说，要让敌人知道会有领土防御、游击战争，大地会在他脚下燃烧。正如拿破仑所说：“刺刀人人都觉得好，但坐在上面不舒服。”这是国家对抗俄罗斯的主要论点。是的，你们会打进来，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说，凭借空中或导弹部队的优势，确实可以打进来。只是坐在上面会很不舒服。
但同样，我们的宪法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是在帮普京的忙，因为它禁止任何主动行动，哪怕只有你我两个人团结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基辅的边界，也不被允许。
那这就已经是非法武装团伙了。
是的。看看另一个方案。如果说具体问题，我们有两条：第13条和第14条。第13条说，土地和地下资源属于乌克兰人民。如果我们都是共同所有人，我想我们就属于乌克兰人民。所有者从其资产的使用中获得红利。而我们不仅没有拿到红利，反而可以说，拿到的是代替红利的缴费单。
在挪威，这是行得通的。所有开采出来的石油都进入基金，并分配给当代和后代。这是挪威最大的财政集中地。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全民所有，那么当我们谈到第14条时，那里同样规定这片土地，每个人都有权处置它，拥有私人财产。也就是说，拥有、使用，最重要的是处置。
因此这两条规范并列存在。如果一直想下去，就会发现它们彼此矛盾。也就是说，这只是个别情况。但最让我震惊的是：看，第5条，它是根本性的，关于人民主权。乌克兰建立和变更宪法秩序的全部权利只属于乌克兰人民。任何国家权力机关或公职人员都无权篡夺它。
那么，什么是建立或变更宪法秩序？就是通过宪法。谁在我们这里通过了宪法？议会。任何国家机关，而我们的议会按定义是唯一的立法机构，或者任何公职人员都无权篡夺这一点。
也就是说，议会在通过宪法时，宪法序言里写着：我们，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乌克兰各民族公民……那你就去第5条里写清楚，他通过这部宪法篡夺了权力。
也就是说，这本应在某次全民公投上进行。
或者删掉第五条。有很多宪法没有规定这种人民主权。但不能说这项权利专属于人民，而任何机关，包括作为唯一立法机构的议会，都不能取代人民，不能篡夺这一权力。或者像那个笑话里说的：要么穿上裤子，要么摘掉十字架。
如果梅德韦丘克被判刑，而那一整群从权力中帮助过他的人，也就是不只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算不算公正？这是一个完全集体的机体，有部长、各部门负责人等等，都是完全独立的人，他们批准、签字。
我们当然明白，波罗申科不太可能亲自签字，说请批准乌克兰铁路去做这件事。如果只有梅德韦丘克因此受罚，这能算是正义的胜利吗？
当然不能。我们会惩罚后果，惩罚这个肿瘤，但我们永远解决不了这个肿瘤的根源问题。因为如果国家的授权人员，那些从人民那里获得治国外交授权的人，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问题在于谁打开了让敌军进入的大门。因为有人为他们打开了门。根本没有发生强攻。而关于打开大门的人的问题，比敌人进入并发动攻击重要得多。
敌人必须受到惩罚，敌人必须被击败，但更大的麻烦在于内部的那个叛徒。那个从内部帮助敌人摧毁乌克兰的人。因此，我完全同意这一论点：那些在权力内部帮助梅德韦丘克、拥有正式权力的人。
从某些执法人员开始，比如如果证实了，SBU曾运送现金，一直到总统，据称梅德韦丘克多次给他打电话，如果同样属实，那么我们在简报会上听到的一切，都必须承担的不仅是政治责任，这里涉及的是刑事责任。否则，我手里就只有一个版本。
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那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第六任总统任期内就扮演了梅德韦丘克的角色。也就是说，在波罗申科时期，梅德韦丘克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陪练对手。他有毒，先验地不可接受，但他动员了他的支持者。
这个稻草人，用来吓唬爱国选民：如果不是我，那就是普京，借梅德韦丘克之名。我是第一个，尽管我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贯反对者，但在梅德韦丘克与波罗申科之间的选择中，我当然会第一个跑去投票给波罗申科。
因此，如果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及其团队，我指的是整个前政权的结构，不承担法律责任，我会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泽连斯基继承了同样的逻辑。对他而言，拥有20%选民支持、同时反感度极高的彼得·波罗申科，是理想的陪练对手。
所以他把他留着，就像波罗申科当年留着梅德韦丘克一样，为的是在选举中说：要么是我，要么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当反感度为60%时，没有人会赢得选举，因为在第二轮选民会投反对票。于是，又一次政治合宜性的逻辑战胜了法律与正义的逻辑。而这破坏了国家的理念本身，破坏了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结构。
也就是说，没有向波罗申科宣布起诉，可能就是这种局面的表现？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先验就注定失败的陪练对手，用于下一次选举。
波罗申科可能有什么动机？如果要在法庭上证明他有罪，总会出现动机的问题。
第一个动机。大家都知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非常喜欢插手各种生意。
这很清楚，但如果没有交易、没有可以确认的资产增长，这就完全……
最好把这些留给调查部门，因为你们又是在问各种版本。他不太可能把一切都交给梅德韦丘克。
您是否认为可能还存在其他动机？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出的：集体化的梅德韦丘克是理想的陪练对手。这正是格里尼乌想要把对手推进第二轮的梦想。不重要：梅德韦丘克、博伊科，就是把这一切不断加热，动员选民，因为我们看到威胁并未消失，他们会重生，九头蛇会长出新的头，于是爱国选民会动员起来，团结在波罗申科周围，他就会胜利地骑着白马进入第二任期。
结果出现了一个小丑，也就是黑天鹅泽连斯基。他与梅德韦丘克毫无关联，却打乱了乌克兰所有政治人物的计划。但同样，泽连斯基是由波罗申科的反感度推上班科瓦街的。唯一能够抵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反感度的，是亲俄力量的反感度。
所有人都明白，波罗申科有很多问题，但这一生存性的威胁，也就是对乌克兰国家的威胁，更大。于是，选择较小之恶成了自动的。只要出现某个不与梅德韦丘克紧密相连的替代者，反对投票的逻辑就发挥了作用，而且极具说服力，以至于连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没有对第一轮和第二轮选举结果提出异议。
如果波罗申科被判刑入狱，我们假设一下。总的来说，一位入狱的总统对乌克兰来说是正面的故事吗？即使不是波罗申科。原则上来说，一位被关押的总统。
已经有一位被判刑了，只是手够不着把他关进去。这是个糟糕的故事。实际上，当总统被关进监狱时，这就是糟糕的故事，它会损害民主本身。也就是说，实际上表明民众是傻瓜，选出了某个人，而这个人只是利用他们的愚蠢来反过来欺骗他们。
最终这可能会导致对某种威权领导人的巨大需求，由他来“恢复秩序”。这对这些国家来说又以糟糕的结局收场。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比如出现过弹劾，几乎完成弹劾，但没有走到底，它却非常明智。尼克松。上议院之所以没有投票，只是因为共和党的元老们来找他，说他们不会支持他，弹劾一定会成立。
他正式地自愿辞职。但有一项协议，即接替他的副总统一上任就会立即赦免他，此事就此了结。这就是其中的智慧。也就是说，一方面，这在官方上是干净的，没有人撤销对他的指控，只是他被赦免了。另一方面，这保留了一个传统：总统不入狱。
我们反腐人士梦想中的国家是秘鲁。四位总统。两位在坐牢，一位在被抓捕时开枪自杀，一位在逃亡。也就是说，除了现任总统之外，所有总统都是腐败分子，而且都是被同一家巴西建筑集团腐蚀的，那家公司在当地修建基础设施。但这对国家来说确实是非常好的警示课。总统们坐牢了，但国家并没有变得更幸福或更富裕。
总统入狱总体上是糟糕的，对于不成熟的民主国家尤其如此。但如果梅德韦丘克录音中的内容得到证实，那我看不出别的出路，因为实质上这不是盗窃国家，不是经济犯罪，而是纯粹的背叛。仅仅为了再次连任。这就是把国家拿来换取个人政治生涯。如果同样，我们听到的80%得到证实，那就没有办法，必须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