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岛》电视台《对立面》节目的新一期中,乌克兰歌手、民俗学家、作曲家、词曲作者、Go_A乐队独唱歌手卡捷琳娜·帕夫连科讲述了在尼任的童年、推广乌克兰语与团结、网络“黑粉”、潮流趋势以及欧洲歌唱大赛。
存在一种理论认为,这种“晨光荣耀”效应,即人一觉醒来就成了名人,所夺去的艺术家远比海洛因与酒精加起来还要多。您今年32岁,对吗?
33.
33岁,对艺人来说是相当成熟的年纪。对吗?
嗯。
如果不跟舞台上的老将比较的话。也就是说,您是在那种成功带来的眩晕感已经不太可能出现、或者不那么强烈、不那么猛烈的年纪获得名气的。总之,这突如其来的名气让您头晕目眩吗?还是您并不把它当作突然降临的东西?
我不把这份名气当作名气。我把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视为机遇。
也就是说,这只是您努力工作的结果,仅此而已?
是我的,也是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您知道吗,如果这东西是凭空砸到我头上的:有人替我买了歌,替我写了曲,拍了MV,告诉我在镜头前该怎么笑,告诉我在舞台上该做什么,告诉我该怎么唱,给我定了嗓,把这一切都做完,还塞给我一大笔钱,说:“喏,去吧,去当明星”,那我可能真会晕头转向。
我不知道。我只能以自己为例判断。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从一开始就走过了这条路。我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把它当成什么疯狂的成功和名气,那对我来说就是愚蠢的。也就是说,名气是我在做这辈子任何事情时最不去想的东西。
您是焦虑的人吗?
不是。
总之有什么事情让您感到焦虑吗?
嗯,一些全局性的事情可能会让我焦虑。
在这个国家呢?
当然会让我焦虑。
是哪些过程,或者是哪些人?
前不久我参加了话剧《克里米亚,清晨五点》的演出。开始读剧本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一切正在此刻、在我们的国家、在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身上发生。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人仅仅因为在Facebook上写了点东西,或者只是用手机拍下了某些违法行为,只想记录别人如何侵犯他人的权利,就被判了15年监禁。
他们被判15年、20年,甚至终身监禁。而另一些被抓到参与腐败勾当的人,这些勾当正在毁掉我们的国家,他们却只被判居家软禁。然后他们等着这一切从信息空间里消失,接着就悄悄地把人放出来。
我们这里有谁被判了15年?
嗯,如果关注克里米亚鞑靼人这个话题的话。
啊,您是指被占领土上的情况。
是的。当然,这让我不安。很多过程都让我不安。但人可以就此崩溃、大喊大叫,说四处都是背叛、生活令人不安,并把这一切都压在自己身上……我的确是把这些都压在自己身上。不过现在我试着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去承受。
因为一件事是坐下来,抱住头,大喊一切都完了;另一件事是把自己收拾好,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点什么,你怎样才能有所助益,去改变些什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平静。
我读到过,您是在贫困中长大的,至少媒体是这样报道的。我读过所有那些故事,说你们家里没有玻璃,窗户贴着纸,诸如此类。
我还以为,至少在您这里我不会谈这个。
我也不想谈这个。我的问题是另一个:您认为谁应该为此负责?
谁也不。
就这样发生了?
我不能去责怪人们,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形成的方式,使他们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正常的。
不一定非要责怪人,可以责怪社会、国家,随便什么,或者上帝。
为什么要这样?这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这会改变什么?您知道,我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时,都会问自己一个简短的问题:“为了什么?”比如我今天在想,要不要在采访时戴上这副耳环。戴上以后,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想:“然后呢?需要吗?这副耳环?为了什么?”
不,这样可以走得很远。
我说的是日常琐事、小事。如果说到某些全局性的事情,尤其是社会层面,当然可以责怪它没有注意到我。嗯,我也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他们关注的是别人。我没法让人们去关注对我来说重要的东西。
我同意您的看法。这是健康的实用主义,我很欣赏它。我自己也尽力在心里培养和珍惜它。请讲讲您成长的那座城市。那是什么样的城市?
尼任。尼任是一座理想的城市,在那里可以成长出有创造力的人。那里这样的人很多。
为什么?
因为那里一切都有,让你能够发展。那里有音乐学校,那里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嗯,现在那里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市中心在锯栗子树,还在铺地砖。您明白吗,这是每个外省小城都会发生的过程:去中心化让城市有可能自主支配预算。总之有在做事。
您知道吗,那里很奇怪,我曾经想反抗某些情况。后来我想:“为了什么?”评论区里的人写道:“一切都很棒,市长真厉害,什么都做,总算有点动静了。”尼任就是这样一座很久以来什么都没做的城市。那里只有历史建筑,他们把塑料窗户装进去,开了些商店、游戏机房,不过现在已经关门了。
对历史建筑的态度简直是野蛮的。有一小撮人在努力保护这一切。现在的尼任大概就是这样。我记得我的叔叔。他也是这样的活动分子,努力保护那里的河流,他们还办过一些展览。尼任集市在我们这里非常有名,从童年起,关于尼任集市的记忆就是那里有画家的展览。
对我来说,这个尼任集市与画家的展览联系在一起。我总是和叔叔一起去。我看守画作,和其他画家交谈,那是一年一次很棒的聚会。还有,尼任对我来说也与精彩的音乐会联系在一起。那里有相当有实力的艺术团体。还有少儿舞蹈学校,以及音乐学校的合唱团。
也就是说,那里有艺术精英。嗯。可现在一切都变成了集市,那里摆满了卖烤肉串的帐篷。请来的某个明星,大家早就忘了。或者站着一些大妈,对着伴奏唱俄罗斯歌曲。这就是最后的样子。那里的孩子可以在艺术上成长。尤其是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学校里还有一个摇滚工作室。
也就是说,那里有一切条件,让孩子可以选择某条艺术道路并在其中发展。只是问题在于,孩子从舞蹈学校毕业之后,就得做点别的事情,而且必须去外面闯。因为在那里,再往后就没什么可做的了。
您童年回忆里占主导的是什么颜色?
绿色。
绿色,像春天的颜色,是这个意思吗?
更像夏天。或者说,您知道的,五月的绿。树叶最绿的时候。还没有晒黄,刚刚展开,但已经足够绿了。
您家里人说什么语言?
尼任的苏尔日克语。
苏尔日克?俄语和乌克兰语的比例是怎样的?
它相当俄语化,但也相当乌克兰语化。比如那里会说“电气列车”(“埃列克特里奇基”,即通勤电车的软化说法);“古尔基”,这是我们的词,尼任的古尔基(黄瓜)。
那您现在说什么语言?
最近有人问我,我用什么语言思考。显然,我还是用尼任的苏尔日克语思考。
普罗哈斯科曾经问过他的读者,你梦见用什么语言?
是的,我在梦里有时不记得是什么语言。梦是另一个维度。梦是不需要把某些现象套进词语里的地方。只是有某些东西发生了。
您是否遇到过,或者可能感受到,乌克兰的乌克兰语使用者,正如这个节目中的一位嘉宾所说,感觉自己像生活在语言的隔都之中?
您有没有想过,比如在基辅,乌克兰语越来越多,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而且也有相关的研究,但这主要是女售货员、保姆的语言。非常非常非常少是出租车司机、轮胎安装工的语言。不?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
我遇到过很多说乌克兰语的出租车司机。就我自己而言,我上一次感到这种压抑,还是在童年,当时我和比我小的表弟决定说乌克兰语。我记得有过一些问题。在尼任,如果你很酷,你就说俄语,如果不太酷,就说尼任的苏尔日克语。而所有人都努力用俄语交谈。
我们的大哥去了波尔塔瓦,给我们带回来了《海洋艾尔兹》、《第二条河》、《事实上只有我们》、《烟雾混合》的唱片。我们听了之后说:“哇,真酷。”他开始说乌克兰语,尽管他是在尼任的俄语学校毕业的。我记得我和弟弟当时也说:“哇,太棒了!”对我们来说,大哥就是一种权威。他不会给我们提什么坏建议。
于是我们开始说乌克兰语。我记得大家都那样看着我们,好像在说:“干嘛呢?”我们在学校里只在上课时说乌克兰语。大家就说:“好吧,行吧。”但我们走在路上,感觉很爽。我们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切尔尼戈夫上了无轨电车,开始说乌克兰语,有人在我背后说了句“班德拉”之类的话。在切尔尼戈夫。我起初甚至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可能根本不知道班德拉是谁。那时我们的历史课讲得有点不一样。
那么,就拿我们所谓的演艺圈来说。这个流行音乐和娱乐圈子整体来看,主要是俄语的还是乌克兰语的?根据您的个人经验来说。
俄语的。我现在可能说出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事实,也许是那个我们都想闭上眼睛、假装它不存在的东西,但当摄像机关掉的时候,很少有人还会继续说乌克兰语。非常少。即使你来到一个摄制组,全体都说乌克兰语,你也说乌克兰语,大家都说乌克兰语。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甚至没人注意到。
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在一档大型脱口秀节目工作过,结果节目直播中两位部长吵了起来。一位讲俄语,另一位是加利西亚人,自然讲乌克兰语。他们互相争吵、威胁对方,说我要起诉你,我要向你递交申诉。
广告刚一播出,讲乌克兰语的部长就走到那位当时已是前部长的讲俄语的人跟前,说:“哎,你干嘛呢,走,去抽根烟。”这再一次证明,在与公众活动相关的各个领域,很遗憾,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
但很常见的情况是,有人开始跟我说乌克兰语,我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好吧,部长们在镜头前吵完架之后还是会去抽烟,而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明白,部长归部长,他们可以给我们看任何画面,但我们首先必须自己保持做人。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努力说乌克兰语,这应当赢得尊重,并且应当支持这个人。就像乌克兰语本身也应当被支持一样。只是我们这里很多人一开始就嘲笑这些人。这就是问题所在。当大家开始比较谁更乌克兰时。尤其是在评论区里。嗯,当面是不会有人这么说的。
这很令人难过,因为一个人本来就在努力学习乌克兰语,结果却遭遇这样的敌意。我非常理解那些现在很难转用乌克兰语的人。我现在在学英语,我认识很多单词。能读英文书。但我不能说。
这很难,因为要让语言真正形成,大脑里也得形成某些神经联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支持这些人。那些想学的人。有很多好斗的人。您明白,世界就是这样,信息就是这样运作的:当发生什么坏事时,所有人都会注意到,并且开始盯着它看。而当发生好事时,人们有时却无法察觉到。
您说“当面是没人会说的,所以才在评论区说”。那么总的来说,您认为这种现象是什么,它说明了人们的什么问题?
我很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看到人们在网上非常嚣张,写得相当好战。然后我们在生活中见面,我才明白,他们是极其自卑的人。正因为自卑,他们大概总得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到什么地方。
其实让他们恼火的不是别人。他们只是想弥补对自己的不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当你进入评论区、读那些评论时,你可以给每个人下诊断,不需要是心理学家。
对乌克兰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或者是谁?
不管这听起来多么悲哀,也许现在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朝我飞来。但我觉得,就是乌克兰人自己。当然,我们有外部的敌人,非常严重。非常严重,也非常毫不妥协。而随着我观察他的时间越长,我好像越明白,他根本就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
乌克兰人现在彼此之间非常憎恨。这大大削弱了我们在敌人面前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有敌人,而且内部也有问题。您明白,当存在一个家庭,家里人彼此支持,那么即使孩子去学校,有人试图在那里伤害她,她回到家就知道,她有支持,大家会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妈妈会告诉她一切都正常,爸爸会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下次该怎么回应,这样他们就能一起解决这个情况。如果孩子去了学校,有人对她说了什么,她回到家庭,而家里人也在互相吵架,那这就会摧毁周围的一切。
我们必须自己团结起来。因为即使分析一下我们的历史,大多数重大失败,以及大多数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都是因为我们内部无法达成一致。
唉,唉。您恨过谁吗?
没有。
就没有那种对某人的人类学式的仇恨?
没有。我已经33岁了,一路上遇到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人。现在我很难去恨谁。
您有没有想过要杀死某人?假设性的。我不是在说为实施特定犯罪做准备。
没有。从来没有过。当我脑子里冒出想让别人遭殃的念头时,我就会开始与自己进行内心对话和思想教育。我觉得,这样才正常。
在欧洲歌唱大赛的选拔阶段,因为疫情,您两次几乎处于这种信息上的紧张时刻,正是在选拔阶段,您遭遇了真正的仇恨浪潮,甚至是一波又一波的仇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有创造力的人非常脆弱。您是怎样应对的?
我喜欢海上的浪,可以去捕捉它们,尽情享受。我是怎么应对的?嗯,根本没怎么应对。它绕过去了。有时会有一些东西飞到我这里来,比如记者打电话来问:“请您给我们评论一下。”那时我就已经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
当你知道自己是谁,当你明白,当你毫不怀疑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时,那么原则上仇恨就不会触及你,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谁。我不依赖周围人的看法。如果有人对我的看法不好,我知道我不是那样的。那是她的问题。它不该与我有关。
当这些仇恨浪潮波及您的音乐圈同行时,比如说,塔拉斯·托波利亚表现得相当激烈。前不久我看到,伊沃·博布尔,功勋艺术家,说您什么都不是,名字也根本不值一提。这些会让您感到在意吗?
嗯,托波利亚……嗯,我读过他的帖子。嗯,我想他当时大概还没弄清楚情况。
之后呢?你们和解了吗?
嗯,他今年又发了新帖子,写道我们很棒。至于伊沃·博布尔,那就……
心里还有疙瘩吗?
疙瘩?没有。
您以前喜欢过博布尔吗?
我特别喜欢他的歌《椴树开花》。我小时候在广播里听过,很喜欢那首歌。我听的是《光束》电台。
那你翻唱一版真正的、能让人彻底炸裂的版本吧。
怎么个炸法?
就是好玩。喜欢一首歌,为什么不翻唱呢。
嗯,您看。如果伊沃·博布尔认为我什么都不是、名字也不值一提,那好吧。我本来也不想要什么。我又不到处走,也没说我是明星。他自己走过来对我说,我是公主。先说我是公主,然后又说我什么都不是。好吧。我笑了笑,就去给自己煮咖啡了。
顺便说一句,关于创作者的这种说法,即他们的敏感、脆弱,以及某种异常的超强敏感。您能证实它或者反驳它吗?
我非常感性,非常脆弱,但这与仇恨无关。这取决于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我对一些事情很脆弱,也就是说,我会把很多东西放在自己身上,尤其是以前。有时候是一些根本与我无关的事,有时候我会在情绪快要失控的时候写歌。这就是一种创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