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演员罗曼·谢尔班：幽默源于创伤、痛苦、贫困与时事

他还认为，当代孩子对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敢于做自己，并以自我表达能力脱颖而出。

在《冰岛》电视台《对跖点》节目的新一期中，利沃夫脱口秀演员罗曼·谢尔班讲述了他如何接触脱口秀、迁居基辅、接受教育、上学以及学习成为教师的经历，还谈到了酒精、蘑菇和其他物质。

我的同事彼得罗夫，你们刚才在化妆间见过的，他在自己的动态里说，喜剧演员往往在童年时期受过某种创伤。他用了夸张的说法，说这些人是被父母强奸的，大概就是这样。

真的是创伤驱使人走向这种幽默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什么促使人跨过普通幽默的界限，向更深处挖掘，挖进自己内心，也挖进别人内心？

我认为，确实是某些创伤、痛苦、贫困和时事驱使人走向幽默。尤其是脱口秀。毕竟在我看来，脱口秀应该是裹着玩笑的某种痛苦，而且必须有某种个人经历。至于我，我不允许自己开那些强奸的玩笑，还有关于希特勒的，黑色幽默，我就是不太能接受。

我对此没有什么个人经历。当它没有这样的东西支撑，只是为了笑而笑，或者为了博取关注、为了某种挑衅，我看不出其中的意义。另一方面，脱口秀中的痛苦也不是目的本身，因为没人在乎你的问题。没人在乎你走上台时你没有钱、没有饭吃。谁都无所谓。去他妈的，谁都不在乎。

你必须找到与观众的那个共鸣点，让大家都坐在那儿，心里想：“哇靠，我也有过这种经历，你说得太对了，这太真实了。”这种反应必须出现。如果建立在每个人都有的那种痛苦之上，并且把笑话包装得巧妙、好笑，那就很带感，这就是脱口秀。是什么促使人挖掘得更深？我觉得这里大概确实有某种心理上的偏差。

也许半疯，也许是四分之一的精神分裂，也许是某种半发展的双相障碍。我经常自言自语。有时我高兴，有时我难过。我出门后又会想，等等，我关门了吗？肯定关过，我还自言自语来着，我关了门。我觉得这也是某些这样的表现。为了让自己平静，我回来做拼贴，从杂志上剪下来，直接粘上去。

这些我完全可以在笔记本电脑的Photoshop里做，但那里的工具功能很有限，我可以下载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可以随意放大每张图片，转换、翻转、反转，等等。而在这里，我的一切都受到限制。

我在杂志里找到的东西，能放进一张纸里的，就用它来工作。这让我平静，能让我连续六七个小时，我会忘掉一切。我坐着，剪纸片。

回到达达主义，回到正题，因为拼贴正是其中最主要的流派之一。那么，在哪里能看到这些拼贴作品呢？

在Instagram上。

你说你自言自语。说实话，我也有同样的毛病。这叫强迫症。总的来说，它被认为是城市病。不过我想这很正常。我们只是生活在这种信息极度紧张的环境里。那你有没有吃过抗抑郁药或镇静剂？

没有。能改变或扩展意识的，只有蘑菇。

有帮助吗？

嗯，那是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它给我带来的后果是，我整整半年没有喝酒。

顺便说，你不是第一个。Latex Fauna乐队主唱泽祖林也跟我说过，他戒了酒，之后瘦了15公斤。

我就是得到了一股清醒的劲头，每天都是清醒的。而且我是农村来的。我十三岁第一次喝伏特加，我想，这些年里，从来没有超过三个星期我不能喝点什么。也就是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狂饮，可以这么说。

简单说，酒精一直没有从身体里排出去，如果算上它需要三个星期才能排出去。

对。而且我感觉到一种力量的提升，因为不喝也能应付。无论是在聚会上还是和朋友交流。不一定非要坐着喝五十克。何况那是2019到2020年，甚至是2021年，就是这次隔离期。大家都说那是相当艰难的时期，可我那时却是最好的时期之一。至少在事业方面，绝对是。

我把这一切直接归因于我稍微减少了酒精的摄入。不过，当时我也有结婚的想法，好在那想法消退了，因为说实话那已经是胡扯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准备好。

你在师范学院读书，专业是小学教师。

还有英语。

现在的乌克兰学校是什么样的？它能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吗？

天哪，我连现在的乌克兰学校是什么样都完全不知道。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学院的学习时间，虽然那其实有点像职业技术学校、寄宿学校，但跟我在大学里度过的日子相比，在学院里我简直就像在“哈佛”。两年里我一节课都没缺，之后又接着整整两年，每天大约要花二十个小时。

每天我都带着些剪在硬纸板上的哥萨克图案，花瓶、手风琴、地毯，我像个小丑、杂耍演员一样走来走去，从不空手。我去，是因为必须去。那是课外实践，这里有公开课，弹吉他、吹口琴、热身、体育课间休息。我根本没有一秒钟去想别的事情。

肯特来了，说“走，去迪斯科”。妈妈说：“等等，他在缝那个，缝完就来。”而我像小山羊一样缝隐藏针，缝十字：得做一块布，上面是各种缝法的样品。

那在大学呢？

在大学就都挺随便的。我明白了，不必每天去，只要去参加那个模块考试或者考核、研讨会，然后考试，就正常过关了。我的那些肯特们从二年级、一年级起就在当记者。没有文凭，什么都没有，而我甚至连记者都没当过。

在某个网络门户的编辑部待过一周，那里要求每天发四条Facebook帖子，并在Instagram上重复发布，我撑了一周。我说：“行了，再见，我实在不行了。”

但你稍微做过专业相关的工作吗，跟孩子打交道的？

我当了六年儿童节目演员，去过很多儿童派对。有一次，我在利沃夫州，本来要去桑布尔附近的鲁德诺，结果却去了利沃夫附近的鲁德诺。我之后又多开了60公里，因为人家在等我。遇到的各种情况非常多。

跟孩子玩，摆出好看的表情，你扮演海盗杰克·麻雀，可总有一个小孩在任何派对上都在，那就是降落伞，圆形的布，孩子们都挥手，而我：“他妈的，你要是再这么干一次，我他妈不知道会对你做什么”，然后马上又说：“孩子们，大家一起来吧。”干了六年后，我明白了，我已经彻底燃尽了，尽管我之后又在儿童夏令营带了两年青少年。

创意枯竭。操，有意思，不知道演员中间的自杀统计数据怎么样？

也许有。

现在的孩子，比如说，有没有某些属于你那一代的缺陷，他们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那种对自我表达的怯懦，那种拘束，他们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不太依赖那些外界的看法，或者社会道德。他们更轻松地表达自己，允许自己保持自由。

我在夏令营里跟十六七岁的孩子聊了那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虽然可能很糟糕、很苍白、很一般，但都是他们自己的看法。而你就会这样：“你说得对吗？”“那又怎么样？”而我以前，人家让我站住，我就站住。人家说我说错了，嗯，那我就说错了。你还争论，却拿不出什么证据，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原则，你是没法冒犯的。

你在学校里看到的，最可怕的是什么？

厕所。

不是厕所，也不是墙上写的那个“操”字。是人的问题吗？

冷漠和惰性。因为有的人确实能在至少一个学生身上看到那一点火花，而那点火花给了他们热情，让他们像老师那样上课，而不是只说：“翻开书，写，涂颜色，我干我想干的。”

惰性，我觉得是学校里最糟糕的事情。好吧，如果你已经燃尽了，那就把位子让给别人，让那个有热情的人来干，展示成果。你干嘛还坐在那里，痛苦地煎熬，折磨孩子。

外省人综合征。我们知道，很多人从农村搬到城市，获得了某种地位，那边拿到了点钱，就开始疯狂显摆。是什么让他们这样做？

很难抵挡这种明星病。一旦你挤进乌鸦堆里，就得像它们一样呱呱叫。

但他们更过分。

他们更过分，因为这很难阻止。当你发现可以那样花钱，花在你想要的、需要的东西上。这时我们又回到教育和教养上来。如果没有培养出一些基本的人类价值观，那他大概注定会过那种炫耀的日子。最后大概会这样结束：他开着车在某个十字路口飙车，带着所有那些钱，车后备箱里还有某种武器。

在大城市里，怎样辨认外省人？我们来试着列一份外省人炫耀的排行榜吧。

有某种过度，某种冗余。比如皮草，我不知道，比平常更高级。到处都是宝石，金子。就是那种所有的不节制。人能炫耀到什么程度，他就真的能达到最大的成功。

乌克兰政坛谁是最恶心的败类？

亚努科维奇是那种败类，我连他的脸都不想看。还有围绕在他身边的所有东西，那些阿济罗夫之流。全都让人恶心。这种事情怎么会在乌克兰发生？他可是个囚犯。那些人，警察，所有与人权机构有关的人，都坐在那儿，他的那张脸就挂在他们身后。太可怕了。那真是恶心的东西。我最近去了米日戈尔亚，他在那里搞出了什么东西，太可怕了。怎么可能会这样。

那他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一切的绝对代表。

恶心的人多得是。我不想陷入那些伪知识分子式的思考，我离政治很远。

我根本没让你说什么知识分子的东西。我问的是：“谁他妈是败类？”就这样。

亚努科维奇是败类。

如果普京是色情片的主角，那会是什么样的色情片，他们会对他做什么？

那时候大概是这样的：是星期四，阳光明媚，一座三层的别墅，同样俗气到极点，但很气派，全是玻璃，阳光在上面反射。他惬意地浇灌一些灌木丛，其中有一丛被修剪成鸟的形状，修剪得非常漂亮。然后就有几个普通的臭婊子进来，两个贱货之类的。她们说着一些标准台词，就像这类电影里常有的那样。

如果是我来执导这部片子，我希望性行为最后大概以某种酷刑结束。可以用猪的那个创意，类似的东西。说实话，随便他们对他做什么，哪怕把他四马分尸，然后用那可耻身体的任何部位，给自己来一场轻松的拳交。 

你在基辅感觉怎么样？你说这座城市让你有点震惊。在某种敏感层面上，有什么让你惊讶？

首先是俄语。在城市里，在办公室里也一样。有一个YouTube频道《我们在吉普车上》，他们把我从利沃夫带出来，给了我，可以说，一个在首都工作的机会。那里大家也都说俄语，背景里总是有俄语内容。嗯，他们很看重监测YouTube上发生的事情，而这大多是俄罗斯YouTube的内容。

第一周我就觉得自己像异物一样，像眼睛里的一根刺。这总是一个新团队，环境的改变，这是压力，但也不至于到那个程度。我只是非常非常不舒服。我一个星期就想念得不行，于是回去了，我们去了喀尔巴阡山，正好整整一天都在放亚列姆丘克的歌，放得很大声。我的任务是一秒钟都不保持清醒。

我多么高兴啊，我在喀尔巴阡山，在加利西亚，和朋友在一起。能听到乌克兰语。还有距离。这些距离真让我震惊。好吧，我从左岸打车到市中心，下着一点小雨。去那里100格里夫纳，回来230格里夫纳。这怎么可能呢？我从地铁站还得走半小时。虽然只是一点点，最小的困难。

因为我在利沃夫的这几年根本不坐公共交通了，而且我从公寓去上班，只要半个小时，还要经过市场广场。我就这么看着，天哪，我多么高兴我是加利西亚人，我在利沃夫，而不是这里。这种杂糅，这种建筑，让我都疼。这儿有一座老楼，那儿是一栋新的高楼，纯粹是糟糕的审美。这里有座教堂，汽车从旁边开过。

有没有哪个建筑师哪怕瞄一眼？我不是说要保护这座城市的建筑群，哪怕别干那种明目张胆的蠢事。

嗯，我们那位著名的独眼建筑师就是那么看的。

正是这些时刻，让我在首都非常排斥。

那你没有出现过焦虑的状态吗？

有，有。我有一次半夜起来，打开窗户：“罗曼，这一切都只是你脑子里的事，冷静，有什么大不了的，完成了你的事，回加利西亚去吧。”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以为那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所有那些惊恐发作。而在地铁里……那些墙、那群人的挤压。确实有。

我还记得，在卢甘斯克，我需要去商店走一公里，我就开车去。而在基辅，这里到家要多远，五公里？还行，走走就行了。

不，我也准备走走。但还有一种情况，你回家，大概凌晨两点，有点害怕。这可不是利沃夫。你会想：“等等，这已经是基辅了，我知道这里可以把耳机塞进耳朵里，走上一个小时。”

可以，但要看在哪个区。

谢天谢地，我住的地方还算正常。那里没有什么地方让人闲逛，那些各种混混、垃圾。什么都没有，连个小吃摊都没有。那里只有一个轮胎店。不过，我走在路上，有时候会觉得，车会停下，车窗会降下来，然后他们就直接把我射杀了。嗯，也许是把我认错成别人了。谁知道呢。那些恐惧已经荒谬到这种地步了。

把你认成谁了？认成里纳特·阿赫梅托夫？

我不知道。也许长得像谁吧。

你觉得哪些电影最好笑？你有没有三部最喜欢的电影？ 

有。这大概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喜欢的电影和好笑的电影，我会把它们分成不同的问题。 

来吧，最喜欢的和最好笑的。 

我到处都在谈论这部电影，只要我能去的地方。在社交媒体上，在所有播客和采访中。不过我还是要重复一遍，也许冰岛的观众能听到。这部电影叫《好年景》，导演是雷德利·斯科特。玛丽昂·歌迪亚无与伦比，她简直是女性气质的化身，还有罗素·克劳。

只要我看到罗素·克劳在某部电影里，那就不可能是彻头彻尾的废物，里面一定有真理的种子。即使IMDb评分被压低，我还是会自己看一看，形成我自己的看法，因为那是罗素·克劳。在我刚开始有点失落的那一周，我重看了《角斗士》，为了给自己打气。

这部《好年景》讲的是夏天，讲的是葡萄酒，讲的是童年，讲的是与自我的和谐。每一帧都像一件艺术品。不是说你看了这部电影就会变得更有智慧，积累雷德利·斯科特创作的观察经验，而是纯粹享受。晚上开一瓶葡萄酒，打开它，然后就随便躺着享受。

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时刻，他坐进雪铁龙，开始说法语。两个月前我在里斯本也有过同样的体验，人家用葡萄牙语给我讲该去哪里，我根本一头雾水。

这种语言障碍很有意思。好像我也有用其他语言交流的经验，但也有那种，比如斯洛伐克语，我能听懂，却说不出来。舌头根本转不过来，词语连不成句子。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我觉得，如果再学一门语言，比如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那就应该能让自己在任何地方都像个本地人。不过，这只是我的感想。

回到电影。喜欢的电影：就是这部《好年景》。这真的很难说。我们来说好笑的吧。很久以前我看过莱斯利·尼尔森的《裸枪》，和与之相关的一切。似乎很原始，但它们是那么荒诞，那么好笑。《空前绝后满天飞》，这些就是我一直看的喜剧。

还有那一类，大概是《热血战士》，也有类似的幽默。我很喜欢波兰的电视剧。有一部叫《克尔斯基家族》的剧，纯粹是波兰制作的电视剧，它与《辛普森一家》争夺这类情景喜剧在电视上的最长播出时长纪录。讲的是一个在弗罗茨瓦夫生活的酒鬼，他只读完了中学。

每次他老婆对他说：“找到工作了吗？”他都说：“在这个国家，没有适合我这种学历的人的工作。”他总是想做生意。那些剧集总是很荒诞，幽默也非常有意思。而在所有这些荒诞之中，总是隐藏着一点哲理，一点小道理。在所有那些荒谬里，正确的信息都藏在其中。 

也就是说，好几代人都是在这类作品中成长的。他们以这部剧为基础，有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参照。 

我曾与波兰人有过交流。在我上新闻系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两三次学术会议。我其实不是很典型的记者，也没怎么钻研，就那么学学，逃过几节课。但我懂一点点语言，于是就去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那部波兰电视剧怀有这种喜爱，因为所有人都说那是扯淡，他们根本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