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应为疫情负责并承担后果

《外交政策》文章译文。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谈及当前疫情时，曾多次将这种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许多人因此批评他，认为这一说法 — 是种族主义的。其他人，如参议员凯利·洛弗勒，则表示不应通过归咎他人来将危机政治化，而应集中力量共同应对这种全球性疾病。它不区分人群，边境也无法阻挡它。

这是无稽之谈。这场危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无能和腐败的政客造成的。忽视新冠疫情的政治层面，就是让它有机会再次出现。如果我们不希望再出现全球性大流行，就需要追究负有责任的政客的责任，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没有制造这种新冠病毒，但他政府的失误导致了病毒的全球化和失控传播，给全世界的民众和经济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全球大流行并非人类无法干预的盲目自然力量。这是治理的失败。 

这是一个很好的饥荒类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精彩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解释说，饥荒并非缺少粮食，而是缺乏关于粮食的信息，以及交通运输发展方面的问题。从物理上讲，地球上的粮食足以供所有人食用。只要你知道粮食在哪里、饥饿的人在哪里，就能把粮食送到他们手中，人们就不会挨饿。这就是为什么在拥有自由市场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民主国家，不存在饥荒。

同样，全球大流行并非每当出现新的危险传染性病原体时就会发生。它发生于缺乏关于病原体的准确信息，且基本公共服务出现失灵之时。在本次疫情中，就是未能控制食品和市场中病原微生物的传播，也未能在病毒扩散时阻止和控制人员流动。当政府管理好公共卫生、共享病原体信息并协同控制其传播时，大流行便不太可能发生。

这是政府的问题，而非科学的问题。政府必须对公共卫生负责。它应当鼓励透明，分享任何信息（即使是关于其失误的信息），并在国内各部门官僚机构、国际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建立联系。良好的管理有助于信息自由流动，包括坏消息的流动，有助于为了社会利益开展合作，即使这与地方官僚机构的利益相冲突。糟糕的政府则恰恰相反。

毫不奇怪，像中国这样的威权政府不愿分享其失职的消息，也不喜欢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正如美国政治人物丹妮尔·普莱特卡（TK Media注）最近所指出的，习近平的主要目标不是生命和遏制病毒，而是国家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声誉以及保住权力。民主领导人则相反，他们不惧怕信息，并讨论自己努力的成效，这使他们能够改正错误，并应对信息流动以挽救生命。普莱特卡与其他人一道列出了一份清单，记录了中国当局为挽回颜面而撒谎、并试图隐瞒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新冠病毒出现的种种行为。

但问题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当局不对其人民负责，它从未认真有效地监管市场上食品的安全与卫生 —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就在社会和媒体压力下开始这样做了。在中国没有选民，因此例如，在2008年的丑闻之后，数万名中国儿童因饮用受污染的奶粉而中毒，却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改革。

简单来说，中国当局根本不在乎中国人民。正因如此，他们对那些售卖肮脏、可能携带疾病食品的市场视而不见。由于这些市场，数千名中国公民丧生；也正是因为这些市场，2020年许多其他国家面临国家安全威胁和经济崩溃的危险。自2019年底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撒谎，并为全球大流行做出了巨大的直接贡献，数千人因此丧生，全球经济崩溃迫在眉睫。它应当为此受到谴责并被追究责任。

中国政府在最近这场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只是冰山一角。该政府应当为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在南海违反国际法、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网络间谍活动、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污染水平之一、发明新型技术极权国家，以及更多其他行为承担责任。

中国政府，而非动荡的经济市场，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腐蚀力量。它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机构，每天都在侵犯人的自由、繁荣与尊严。当这样一个机构在本质上导致全球性危机，这种危机将夺去数千人的生命，感染数百万人，并使数十亿人陷入贫困，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无论如何称呼这种病毒（如果以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来命名就好了 — “中共病毒”），但指责中国并不会使新冠疫情政治化，因为疫情早已变得政治化。对危机采取政治态度，意味着要追究责任以防止其再次发生，而这首先要从追究其起源国的责任开始。

中国政府直接对导致世界遭受苦难和经济崩溃的失误负有责任。谎言与无能应促使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商界人士重新考虑他们与中国合作和开展业务的意愿，直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负责任的参与者形象为止。

文： 保罗·米勒，《外交政策》

译文 — 叶夫根尼·布拉日科，TK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