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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行动老兵瓦莱里·马尔库斯:只要俄罗斯还在炫耀肌肉,全面入侵绝不会发生

反恐行动老兵瓦莱里·马尔库斯:只要俄罗斯还在炫耀肌肉,全面入侵绝不会发生
反恐行动老兵瓦莱里·马尔库斯:只要俄罗斯还在炫耀肌肉,全面入侵绝不会发生

在他看来,乌克兰化只能是理性的。

在《对跖人》节目的新一期中,冰岛电视台上,反恐行动老兵、作家兼博主瓦莱里·马尔库斯(阿纳涅夫)谈到了战争和俄罗斯可能的入侵、他对内务部长阿尔谢尼·阿瓦科夫的态度,以及全面乌克兰化。

你在前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乌克兰语是性感的”,这句话成了网络梗。已经过了一年半,你如何评价乌克兰语在我们社会中的适应状况:是好转、变差,还是出现了积极趋势?

确有积极趋势,但很小。就像一个车轮,伴随着剧烈的刺耳声在转动,但幸好它确实在转。但令人担忧的是,它发展得太慢、太弱。围绕此事的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一切可能很容易、很快就被摧毁,这些年的所有成果都会被抹平。因此我心中仍有忧虑。

为了让乌克兰语得到发展、不至于停留在如今这种令人悲哀的状态,政府和国家本应做却没有做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牵涉到社会和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这既关系到媒体市场,也关系到议员和立法。这是一个非常多面的问题。比如媒体市场。我们整个媒体市场都在为俄罗斯服务:电影、电视剧、音乐,甚至包括我非常尊敬的人,比如赫利夫纽克(Bumbox乐队)。这绝不是在指责他,但战争前他常去俄罗斯演出,并在那里走红。他有过俄语歌曲。这绝不是在指责他。我非常尊敬他们现在的活动。只是他过去有过那样一个时刻。

当时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因为那里有钱,那里是更大的市场。而正因为我们的一切都为那个市场服务,我们没有形成广告市场,许多在俄罗斯相当强大的东西在我们这里都没有形成。战争开始后,如果能尽可能彻底切断联系,进程就会快得多。而那里有个漏洞,在漏水,很多人分不清该往哪边走,许多人就真的被吸进了那个漏洞。我们甚至没有形成自己的媒体市场、广告市场,资金也不出现,或者出现得非常缓慢。

而且只要有任何机会,哪怕是这位同志,他在“声音”党名单上,拥有一些厅堂,现在他的音乐会排期到这一年,其中80%是俄罗斯人。按他的公开活动来看,似乎是以乌克兰为中心的人,但与此同时,只要一有机会,就邀请一大批俄罗斯艺人来。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原则。只要一有机会,就奔过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形成自己的音乐市场,让人们愿意在这里工作。这里没有那样的钱。在这里演出一场赚1万美元,在那里演出一场赚5万美元。

所以我们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才出走,反正你在哪里赚钱给自己买绣花衬衫都一样。

关于议员。为什么我们没有一项法律规定,议员必须通过乌克兰语考试?为什么没有?首先,这会立刻筛掉很大一部分俄罗斯的特工。因为他们根本懒得学乌克兰语。很多人都不懂。

我在这一点上不同意你。我认为高水平的俄罗斯特工,他们的乌克兰语比这好得多。

而阿瓦科夫不懂。

我不认为阿瓦科夫是俄罗斯特工。我觉得他是另一种身份。

我现在是从原则上说,那些在伤害别人的人。那样的话,受害的会少一些。

我同意你的评价。我完全无法理解,在一个国家的议会里怎么会坐着不说乌克兰语的人。也就是说,比如出现一个所谓的布扎恩斯基,有这么一个议员,开口说话时就像嘴里含着坚果,或者,抱歉,含着别人的蛋蛋,在那里说些什么。哥们,你蠢到连你出生并生活了一辈子的国家的语言都学不会吗?

我同意,当然会有高素质的俄罗斯特工……

不,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学不会,那他大概表现出某种不相称的认知水平。他说:我就是不想学。那好,如果不想学,那就别当议员。

关于高素质的俄罗斯特工,显然会有的。但如果设想这件事早就发生了,我们就不会有“阿兹罗夫”,不会有布扎恩斯基,不会有所有这些“舔俄派”。他们的人数会少得多,影响也会小得多。他们的力量会更弱。这会对我们有好处。

对。我的一位对跖人曾说,不必用什么狡猾的阴谋来解释可以用普通愚蠢解释的事。你批评了阿瓦科夫和门德尔关于所谓“乌克兰俄语”的言论。究竟是什么让你愤怒?为什么他们的想法如此愚蠢?

这是一种白痴行为,我们首先从这一点说起,这是某种白痴行为。在所有这些言论中,我看到一些我以前从阿列斯托维奇先生的《第5计划》里听到过的味道。他在那里谈的不是北极圈的希佩博列亚,而是如何让国内民众和解,他自己就是说俄语的人,他在那里主张把俄语融入乌克兰。他的构想中有很多我很喜欢,但这个关于俄语的部分就是扯淡。

他解释得是这样:原则上,如果不了解某些前提,那么同意也是可能的。但是,正如有人说过的,任何一个理性的想法,如果是由白痴来执行,都可以被搞砸。我看到的是,也许阿列斯托维奇先生在进入那里之后,就对俄语的叙述特别上心。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大的构想,他把它表述了出来。而他们拿走了其中唯一一个、也是最愚蠢的东西,并把它执行得比他更蠢。事情就是这样。

我已经“喜欢”上你说的这一切了。“斯洛博热安什基纳语”。这他妈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些委婉语?直接写:不识字的俄语。我自己就是斯洛博热安什基纳人,我明白这种现象根本不存在。这就像“卢甘斯克人民”一样,实际上就是胡扯。说说吧,讲俄语的人在乌克兰应该怎么办?

安静地生活。没人碰他们。

可是他们仍然需要……

如果他们的工作需要,那就得学乌克兰语。

那国家、政府的工作呢?

当然。难道我需要乌克兰人说乌克兰语吗?

是的。

是的,我需要。但他们是否需要,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明白,不能强迫人们什么,更不能因为他们不是“那样的乌克兰人”就指责他们。因为这样我们会引发反感。人会犟到底,说:“我原则上就是不说乌克兰语。”

我是在2017年改用乌克兰语的,在那之前我完全讲俄语。当时我时不时地被人写信说我是个糟糕的乌克兰人,因为我用俄语写东西,尽管我当时正在战场上。显然我把这当成了牛脾气。我说:“我现在原则上就是不会改用乌克兰语。”

可你现在明白这有多痛吧?

大多数教训别人乌克兰语的人,正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批人。有些人是某个人物的狂热粉丝,有些人是某种理念的狂热粉丝。他们发现了某种光明一面的理念,转向它,开始讲乌克兰语,或者本来就讲乌克兰语。而待在光明一面这件事,使他们的道德施虐合法化。他们教训身边所有人。或者是想高人一等的欲望,或者是想感到自己重要的欲望,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根本性的事。于是你到处走,教训所有人,因为你更优秀。

这些人才不在乎乌克兰,也不在乎乌克兰语,这只是他们自我肯定的方式。就这样。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好处。更有甚者,这只会带来伤害,因为它激起讲俄语者的敌意,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对,觉得自己糟糕。不,他们不糟糕,只是还没想通。责任总是在更聪明的人身上。

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更聪明,就应该努力建立这种对话,找到合适的措辞,选出正确的词句,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人,把这个念头播种到他脑子里,让它成熟。他们会想:“对,确实,如果我改用乌克兰语,就能为我的国家带来好处,甚至为国家经济带来好处。”也就是说,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实际的:“我带来了真正的好处。”就这样与他们打交道,而不是用手指戳人,告诉别人谁是什么样的人,谁不是。

温和的乌克兰化?还是更理性的?

是的,别无选择。乌克兰化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整个这个想法会随着那些试图推动它的人一起消失。我们生活的又不是威权体制,那种直接说:“好,十种男式发型,七种女式发型,所有人都要说乌克兰语。谁剪头不对,谁哭的时候我爹死了——全都关进监狱。”所以这样行不通。在我们的体制中,不可能有别的方式。更确切地说,任何其他方式都行不通。

还有,法律中的这样的条款:当一个人来上班,别人对他说:“抱歉,如果你在服务行业工作,在乌克兰国家语言就是乌克兰语——要么学,要么去找别的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方式。

你有战争的预感吗?

你是指这些最近的事件吗?就是说,最近两周很多人不知为何问我,好像我在这方面有什么资格似的:“那边怎么样,你觉得会不会打仗?”诸如此类。直到昨天,我才终于整理出一些想法,好能回答。

首先,我不会有什么独创性,如果我说战争已经持续七年了。如果谈的是俄罗斯全面入侵,那我觉得,想打的人不会把动作演给全世界看一个月。我觉得,俄罗斯现在做的一切,只是拜登就职之后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制裁、声明,诸如此类。我觉得,俄罗斯只是在秀肌肉,而只要这还在发生,我觉得就可以平静一些。只要这还在发生,全面入侵肯定不会发生。

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平静和安宁反而更危险?

当他们在炫耀的时候,那一定是平静的,我是这么觉得。

那你是没有这种焦虑的预感吗?

问题在于,过去七年来,我每一天都在等待全面入侵。

已经习惯了?

是的。我原则上生活在这样一种范式中:这随时都可能发生。我一年前也在等,现在有什么变化?俄罗斯变得没那么危险了吗?

如果俄罗斯是一场夜间的恐怖,或是某种如此骇人、如此可怕的画面,那会是什么?请画一下。

你看过卡朋特1982年的电影《怪形》(The Thing)吗?我每年都重看。我非常喜欢卡朋特的电影。你知道,有些导演,电影刚开始你就能认出来,比如这是塔伦蒂诺,这是卡朋特。我非常喜欢卡朋特。配乐是恩尼奥·莫里康内作曲的。那个配乐里只有两个音符,但天哪,它们和主题多么契合。

所以,开头有一个场景,那怪物第一次出现,是在它把那个外星人寄生到其他狗身上的时候。当它开始从狗身上爬出来的时候——这大概就是俄罗斯。当它用触手,它腐烂,它恶心,从它身上伸出触手,试图抓住周围一切健康的东西。那些原本和谐存在的东西,它都想用触手抓住,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变成某种可怕且对谁都没有用的东西。

我想,如果卡朋特在卢甘斯克拍这个,那对我们来说会更加一目了然。因为你现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联想接着联想。

在斯克里平的节目上你讲过,你如何获得了战斗勋章。你说你一直在等,以为那会是一场隆重的仪式。以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结果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程式化。我感觉你对此有些失望。

那时候我大概21岁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入伍当了士兵,梦想着成为军官。我甚至在服役第一年就在收集文件,想去利沃夫的军事学院,好当上军官。我记得,我甚至有一次梦见自己当上了上尉。那是我的梦想。到了合同快结束时,显然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再加上战争已经打了半年。

但不管怎样,很多这些东西——我是怎样把它想象出来的,不管怎样,某些细节还是留下了。再加上战争开始了,我对这些东西的态度在我的范式里达到了新的高峰。因为我看到,人们时不时地被授予勋章,看到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那种想感受自豪、想在众人面前成为被授勋者的渴望又复苏了。所以,当这一切以那样令人作呕的方式发生时,它确实让我有些失望。

你是一个在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的人,你真的需要这些勋章吗?

首先,那里的风险常常是没有意识到的。你感受不到。虽然你身处那里,身边有人在牺牲,但仍然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会发生在他身上,而不是你身上。我记得,我当时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不死的,我什么都不怕。至于这些勋章。你怎么能用理性向一个人解释,有些东西比你的生命更重要。如果你死了,你的生命就消失了,你就不存在了。你就是不在了,你也就无所谓了。你的中枢神经系统不再存在。那么对你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你的生命更珍贵?

但军人的誓言意味着,还是有某种东西存在的。这是在信仰层面上的。它诉诸情感。这些仪式,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持这种情感氛围。更重要的是,在那些你的心理状态非常不稳定、甚至很脆弱的情况下,在非常危急的时刻。比如战斗打得不太顺利,可以这么说。而你明白,现在不是被俘就是死亡。

于是,当你把所谓的军功荣誉,或者被俘,与活下来放在天平上称量时。也许你会被折磨,也许你会被阉割,但你可能会活下来。忍受一年的折磨,然后你会被交换。一年的屈辱,一年的痛苦,但你还活着。正是在这些时刻,才需要这些仪式,这些东西,它们是你誓言的具体体现。你发誓了。你不只是说:“好,我从早上8点干到下午5点,在这里签份合同。”不,你是在宣誓效忠。不是效忠于合同期限,而是效忠于你的整个一生。你向国家宣誓。所以这些东西是必要的,为了维持这种信念。而那些本该维护它们的人,却在糟蹋它们。

在战争的语境下,对你来说最高的奖赏是什么?

我从没想过这个。活着还是不活着,是偶然,是时机的问题。而勋章,是需要为之努力的东西。勋章是授予杰出工作的。所以对我来说,最高的奖赏应该是一段经历,我能够正确地分析它,并把它融入我的生活。对我来说,这段独特的经历,以及对它的领悟,就是奖赏。这需要工作:既要身体上的,也要脑力上的。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高的奖赏。

有没有你希望永远忘记的东西,还是人应该记住一切?

有些事情让我非常羞愧,但正如我们谈到的,奖赏需要某种非凡的付出,所以我不想忘记任何东西。哪怕是让我非常羞愧的事,因为我想学会与这段经历共处,好让它不再困扰我。所以我什么都不想忘记。我很希望我的记忆能变得更好。

也就是说,人必须记住一切?

我没说必须,我说的是我想。因为我记住的经历越多,我将来遇到的生活事件,我能用来分析的素材就越多。

但记忆会巩固很多创伤性的东西。总的来说,记忆是礼物还是惩罚?

取决于一个人有多坚强。如果一个人内心脆弱,那显然,很多事情最好都忘掉。我知道,我的很多熟人都自杀了。显然,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内心折磨着他们。某些他们无法应付的东西。

所以不能对所有人一概而论。我经历过,也设法学会了与之共处。我相信,这让我变得更坚强。但有一段时期,我每天醒来都带着自杀的念头,每一天,持续好几年,我都挺过来了。那很难熬,那是非常压抑的感觉。

但你说,这让你变得更坚强了。

我设法熬过来了。别人没能熬过来。所以,在这里,这确实是一份相当宝贵的奖赏,需要用来赢得。

按你的话说,要带着这份奖赏学会生活,还得另外学习。

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懂得如何运用它,这已经是一个时刻,即你已经在自己心里平息了它。如果发生了某件事,并且这段经历、这场危机摧毁了一个人不成熟的世界图景,那么这个人要么放弃,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要么找到力量接受这段新的经历、新的输入,并用它们重新构建一个新的世界图景,但这个图景不再建立在错误的刻板印象之上,那些刻板印象只存在于某些社会里。不是建立在对某种普世事物的信仰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根本的东西之上,那它就会变得更强。

如果战争回到它的热战阶段,你会回到那里吗?即使你清楚,之后你将不得不从头开始?

但愿上帝保佑,我能从那里回来。

那如果是乐观的发展。

人身上有某些个人的意义。就是那些让你成为你自己的东西。当某些事情发生时,你明白你必须这样做,因为如果你做别的,你就不再是你了。你会背叛你自己。如果战争进入积极阶段,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我在道德上就没有选择了。我将被迫去那里。为了保持我自己。为了夜里能够安心入睡。

我意识到,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宁可活得短一些,也要做自己。也不要活得更长,却因为过去某个时候你做了什么、背叛了什么而憎恨自己。而且是在某种根本的事情上。一周的生命、一年的生命,还是一百年的生命,终究是相对的。迟早生命都会结束。而这是无限的。不管你有一个女人,还是有上千个女人,不管你读一本书,还是一百万本书。所以,从大局看,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一切都是相对的。

在你看来,面对毁灭的威胁、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社会能否以某种方式至少团结到2014年的水平?

2014年以后,我们的社会陷入了停滞。而且还在停滞。停滞总是导致倒退。在平静的状态下,一切终将导致熵增。在这里,我觉得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面对新的威胁,我认为,当然,一切都会改变。我对此很有把握。我相信人们会再次团结起来。

你说了“停滞”这个词。它体现在哪里?

我真的很不想点名政治家。在我看来,原因与具体人物有关。前任总统在社会中制造了安全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一种工作的假象。我们可以感谢他,我们没有变成俄罗斯。为此我感谢他。但在其他方面,造成了很多伤害。

我们没有变成俄罗斯,所以我们需要感谢他?

很多人,但我可以为此感谢他。

好吧,因为我,比如,就很感谢你。而他……

这里要先弄清楚我们对“感谢”一词的定义。我说“感谢”,是指我承认某人对某件事的贡献。我承认他明显为我们没有变成俄罗斯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为此感谢他。但与此同时,靠着各种博主、文化部、投入的资金,制造了安全感。甚至还发明了“叛徒混蛋”这个词。谁不喜欢什么,谁就是“叛徒混蛋”。

他们还在对那些对什么不满意的人周围制造边缘化的光环。所以才出现了停滞。而人们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一点,因为很多人都有家长式依赖的需要。有一种想安心睡觉的渴望。那儿有个很有力量的大叔。我可以不用担心,安心睡觉。他在那边会把一切搞定。

我觉得,人们把这一切都吞下去了。但实际上事情根本不是那样。阿瓦科夫在。示威者被按在雪地里跪下。志愿者和军人被关押、被杀害。发生了很多事件。而且在新总统就职后,我注意到,前任的支持者开始指责前任做的事情。我没有参与,但看起来挺滑稽的。总之,人们放松了警惕。于是开始出现停滞。

你觉得,乌克兰社会能够承受内部培养仇恨吗?

仇恨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情绪,原则上只能毁灭。仇恨是一种非建设性的情绪,它可能偶然带来某些好的结果,但那只是偶然的结果。仇恨是不可控的,所以不,我们确实不需要仇恨,任何形式的培养仇恨都不需要。即使是对某事的不喜欢,对某事的反感,也必须是建设性的。人们需要解释原因,解释为什么不该那样做。

你认为,如果一个人真诚地爱、尊敬并认为另一个人值得敬佩,而那个人从事某种政治或社会、公共活动,而这个人为之着迷。同时,他憎恨那些不这样做的人。我们谈到了所谓“叛徒混蛋”“波罗黑粉”之类的现象。按照这个范式,如果你不喜欢波罗申科,你就是废物。这些人能被理解吗,还是不能?

连希特勒都可以被理解。但我对他的理解,并不为他的行为开脱。

那这个人有什么问题?他喜欢这位政治家。为什么他就不能憎恨这位政治家的对手?

首先,每个人的受众都非常不同。不是说每个人有不同的受众,而是即便是同一个人,那些迷恋他的人,他的受众也是不同的。每个人迷恋什么,或者为什么支持这个或那个人,原因各不相同。对某些人来说,这些原因包含对某人的仇恨。

比如,那些最边缘的人会在这里找到他们对道德施虐的需要。也就是说,有一个像波罗申科那样的人,周围有光明一面的光环。如果你和他站在一起:好了,你就在光明一面。而所有不跟他站在一起的人,都在黑暗一面。于是你就能把自己的施虐合法化,憎恨某个人,向他泼脏水,在网上发评论,写帖子。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乌克兰,甚至根本不在乎波罗申科。这只是他们实现内心那些该死的需要的一种方式。有这样一类人。也有纯粹的支持者……

我根本无法理解,也不确定是否存在另一种对政治家的爱。比如,那些迷恋谢尔盖·斯特尔年科的人,和那些迷恋彼得·波罗申科的人有什么区别?

我不认识那种对谢尔盖·斯特尔年科着迷到那种程度的人。

我认识。他们同样会仇恨。那么,被这种崇拜对象的人,又对民众负有什么责任?

我自己注意到,就我的活动而言,问题不在于谢尔盖·斯特尔年科。他的大多数受众,我是说,我没有在他的受众中看到这种边缘分子,包括在网上,但我很清楚,他们在每个人那里都有。尽管我没有制作任何垃圾内容,没有制作与仇恨有关的内容。不过,即使在我的受众中,也有一些支持者,他们随时准备把任何对我有负面评价的人踩进粪坑。我注意到这一点后,我对自己说,必须对此非常小心。这些人心灵的构成非常细腻。

其次,我这一方面对这些人的影响负有责任。也就是说,我的影响,至少不应该是负面的,也不应该让他们更加边缘化。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应该把他们从这片泥沼中拉出来,应该启发他们。至少在一些基本的生活概念上启发他们。比如,为什么这场战争不可能立即结束?不通过投降、融入俄罗斯以外的其他方式结束?或者成为他们的附庸。原因很简单。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于是他们像抓住瘟疫一样抓住那句“两周内结束战争”的咒语。

问题在于,波罗申科(和泽伦斯基——编者注)都有支持者。但他们谁都没有试图启发人们。因为政治家必须是……就是说,全国民众的启蒙和理性程度的平均水平,政治家就得比这更聪明一点,才能操纵这群人。如果人们变得更聪明,那政治家就必须更加聪明。他干嘛要让自己的工作更难?一旦他们开始启发人们,他们就得想出更复杂的格言。何必呢?所以,波罗申科对他对人们做的事,责任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