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将如何抢走我们的工作（以及该怎么办）
技术性失业不可避免，但也有好消息。
技术进步将使人们失去工作。至于这会发生在哪一年，或者谁会首当其冲（比如新闻记者将失业，而律师则安然无恙），这些都无需猜测。经济学家丹尼尔·萨斯金德的TED演讲关于未来工作，已有150万人观看。他认为，我们最好现在就设想一个机器人已取代人类的现实。大都会图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书，《无工可做的未来：自动化的挑战及我们的应对之道》（A World Without Work: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How We Should Respond）。以下是书中的要点。
马的命运。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惕夫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理论：机器人将像机器取代马匹一样让人们失业。批评者反驳说，人不同于只承担单一功能的马，具有多方面的能力，因此无法被替代。然而如今，列昂惕夫的预测正变得越来越可信。30%的美国人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机器人就会抢走他们的工作。现在已可以肯定地说，在21世纪，工作岗位将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进步憎恨“中间人”。过去，技术进步时而有利于技术工人，时而有利于非技术工人。例如，在工业革命期间，工厂所用的设备被制造得非常简单，连孩子都能操作（这并非比喻，童工当时尚未被禁止）。因此，非技术工人可能会取代习惯手工劳作的熟练工匠。
相反，在计算机化时期，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当时普遍认为，进步不可能伤害任何人：它使所有群体的收入都有所增长。然而，从80年代开始，随着技术发展，介于高薪职业（如管理）与低薪职业（如清洁工和理发师）之间的职业群体开始消失。“中间层”的职员、销售人员和秘书越来越少。
已消失的电梯操作员之谜。技术乐观派在论证时犯了错误，他们提醒人们，根据1951年以来的人口普查，美国只消失了一种职业——电梯操作员。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职业都能免于技术性失业。这只说明，电梯操作员的工作只包含一项非常简单的任务——操作电梯，而大多数职业则结合了多项任务。医生不只是做诊断，律师也不只是出庭辩护。
事实表明，技术进步并不偏向于技术工人或非技术工人，而是偏向于特定的任务。例如，要自动化人手的简单动作极其困难，即所谓的莫拉维克悖论，因此目前机器人还无法与理发师竞争。但是，构成整个职业领域的许多复杂任务（比如审查法律文件）已经实现自动化，其他任务迟早也会轮到。
“空隙智能”。宗教领袖常因宣称科学无法解释的一切都是神圣的而受到批评，于是在他们看来，上帝就成了“空隙之神”。那些相信机器无法取代人类的人，也陷入了类似的陷阱：在他们眼中，机器人无法复制的人类智能，就成了“空隙智能”。
曾经，机器人领域普遍认为，机器识别图像需要类似人眼的装置，而做决策则需要类似人脑的结构。然而，击败加里·卡斯帕罗夫的国际象棋程序深蓝，并不像卡斯帕罗夫那样思考，也没有复制他的创造力和个性——它每秒计算3.3亿步棋。DeepMind公司开发的、能够击败雅达利游戏玩家的程序，也不像玩家那样行动——它分析屏幕上的像素图案，并将其与所得分数相对应。因此，认为创造力、逻辑能力和同理心能为我们保留未来的一部分职业，是毫无意义的。
狐狸与刺猬大军。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曾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狐狸知道许多事，刺猬只知道一件——但那是重要的一件。”现代技术可以比作这样的刺猬，而具有多功能智慧的人类则是狐狸。AlphaGo只会一件事：下围棋。但它通过分析3000万步真实对局，学会了比任何在世大师都下得更好。更有甚者，它的第二版AlphaGo Zero完全摆脱了“人类”成分：它没有学习真实的棋谱，而是只凭规则自己与自己对弈。
人们习惯认为，如果没有出现强人工智能（即能够复制人类特质的人工智能），我们就无需担心技术性失业。但AlphaGo Zero的例子表明，弱人工智能——即专门针对狭窄需求而设计的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在特定任务上超越人类。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强人工智能）的出现，而是一支能干的刺猬大军。
坦塔罗斯之苦。或者想想另一位希腊人——神话中的坦塔罗斯，他因犯下罪过而被众神置于湖中，水及腰深，周围环绕着果实累累的树。当坦塔罗斯弯腰想解渴时，水便退去；当他想摘苹果时，枝条又会躲开。越来越多的真实人群将承受坦塔罗斯之苦：他们有能力、愿意工作，却无法找到从他们手中溜走的工作。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许多美国劳动年龄人口身上，其中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失业。
罪魁祸首是所谓的摩擦性技术失业：经济中看似出现了新的工作岗位，但人们仍然无法胜任。原因可能是技能不匹配（年长的秘书很难转行成为IT人员）、身份认同不匹配（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可能不愿到麦当劳工作），以及地域不匹配（失业的出租车司机即便在硅谷有大量订单，也不愿搬过去）。
“粉领”的污名。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不是真正的技术性失业，因为只要愿意，人们可以搬迁（重新培训、放下身段）并找到新工作。但事实上，许多竞争者会半途而废——他们干脆不再找工作。美国男性宁愿完全不工作，也不愿成为“粉领”——即教师、护士、社工，或其他历史上主要由女性从事的行业的从业者。
从技术上讲，服务富人的工作仍然相对体面且有需求。私人教练、高端奶酪师和儿童派对策划师完全可以融入伦敦、纽约或其他大都市那种奇特的劳动生态之中。但这类职业的增多，不仅按经济状况划分了人群，也按社会地位划分了人群：社会如今分化为被服务者和服务者。
馅饼并非人人有份。技术乐观派列举了三个迹象，证明进步对劳动人口有利。第一是“生产力效应”，即新技术提高了人的工作质量。例如，出租车司机应当感谢工程师开发的导航系统。但当街上出现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还会同样感激吗？第二种为进步对工人“无害”辩护的论据是“馅饼做大效应”，即随着进步，经济也在增长，因此薪资也会随之提高。但英国农业部门的例子与此矛盾：过去150年间，该行业产量增长了5倍，而从业人数却从320万降至38万。
第三个迹象是“馅饼换样效应”，即随着技术发展，经济中会出现全新的阶层，例如近年来的搜索引擎优化（SEO）行业。但新兴行业有时只能雇用极少数人：例如，2012年Facebook收购Instagram时，Instagram仅有13名员工。21世纪出现的新兴职业领域，只为美国0.5%的劳动年龄公民提供了工作。
木雕匠的涌现。那些不相信技术性失业的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论点：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总会有一些需要真人的职业。确实，许多鉴赏家更愿意喝咖啡师冲泡的咖啡，而不是自动咖啡机煮的咖啡。而手工家具在大多数日用品都由流水线生产的今天，仍然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但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种经济：其中需要数百万名木雕匠，或者失业的农民突然都能在高档咖啡馆里当调酒师。为保住工作岗位而降低薪资也无济于事：正如列昂惕夫所写，这“可能只会像减少燕麦配给推迟了马匹被机器取代那样，推迟人类被机器人替代的时间”。
第二学位也救不了你。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良好的教育将继续保证毕业生拥有工作岗位。但问题在于，高校在实践中忽视了一个简单的原则——不应教学生机器人已经做得比他们更好的东西。这一点在我们教授和考核数学的方式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丹尼尔·萨斯金德在牛津大学教授学生数学和经济学——编注）。
许多课堂上解答的题目，只需拍照上传到PhotoMath或Socratic等应用，就能立即得到答案，而教育建立在这类题目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祥之兆。美国一半的高薪职位需要编程技能，但编程在学校里仍然是枯燥的科目，许多教师并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
即便是斯坦福也不是保障。要让教育帮助人们与技术竞争，改变的不应是学习的人数，而是学习的方式和时机。计算机科学教授塞巴斯蒂安·特龙先在斯坦福大学向200名学生讲授了他的课程，随后又在互联网上面向16万名有意者开课，结果班上最优秀的“斯坦福学生”在总排名中仅位列第413名。“天哪，”特龙回忆道，“每一位来自斯坦福的天才，背后都有412名更有天赋的学生。”
也许问题在于在线教育本身就很有效。所谓“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通常只有寥寥几人完成，即便报名人数成千上万，但它们拥有自己的毕业生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传统大学体系的不完善。此外，人们还应当摒弃关于“终身学生”的有害成见：那些愿意在业余时间学习网络课程的人，将来会比那些自认为已经掌握足够知识的精英大学毕业生过得更轻松。
“大国家”取代“老大哥”。正如上文所述，单靠经济扩张本身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必须让位于一种新的结构——我们不妨称之为“大国家”（Big State）。它的职责不再是监控“馅饼”的做大，而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这种“监管者”的主要职能，是对拥有传统资本的人进行有效征税，并将这些资金重新分配给那些人力资本已无用武之地、即作为专业人士已变得多余的人。
有观点认为，应当对机器人征税，因为正是它们夺走了人类的工作。比尔·盖茨是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人之一。但更透明、更合理的做法是调整遗产税制度。目前，我们实际上是在对继承的人力资本征税——对工人的薪资征收一定比例的税款，而这些薪资是其天生才能的间接结果。在工作岗位减少的世界里，应当对继承的传统资本征收更高的税。
基本收入，但并非无条件。世界上支持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人越来越多——即人们“白白”获得的补助。但在技术性失业的世界里，更明智的做法是实行有条件的基本收入：这类补助会对接受者附加某些义务。目前的社会补助实际上要求受助者找工作，但在没有工作的世界里，这种机制将毫无意义。
基本收入不应支持劳动力市场，而应支持人们的社群；受助者应以公益贡献代替经济贡献，例如从事志愿服务、智力劳动或创作。没有工作的世界，将会在拥有大量传统资本的人与毫无资本的人之间出现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因此，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工作将不仅变得崇高，而且至关重要。
拯救溺水的医生。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国家保障了失业者的需求，为什么还要参与这种“社会性劳动”。问题在于，带来悲剧性后果的不仅是“无薪”失业，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那样，那里的失业是希特勒上台的原因之一。“有薪”失业同样可能导致人的衰败，使其丧失自我。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玛丽亚·雅霍达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了马林塔尔村的失业居民——他们虽然失业，却领取救济金——如何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结果发现，他们不仅变得冷漠，彼此之间也更具攻击性，而且尽管拥有更多空闲时间，却更少去图书馆借书。
有一则笑话讲的是一个成年儿子和母亲一起去海滩。当他开始溺水时，母亲大喊：“救救我的儿子，他是医生！”这个笑话的妙处不仅在于她请周围的人去救一位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者，还在于即便在危急时刻，儿子的个人身份也与他的职业密不可分。失去工作可能使人失去身份认同——因此，当国家无力为公民提供工作时，它应当为他们提供能赋予生活意义的闲暇。
玛丽娜·莫伊尼汉，TK 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