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辞职”与“躺平”：数百万中美年轻人如何放弃终身追逐基本福祉而辞职

2021年是发达国家自愿辞职人数创纪录的一年。

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正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如何更好地平衡这两方面。

由此出现了一个新词“大辞职”，它描述了2021年美国（此后这一说法还扩展到中国、日本和德国）数百万人辞去工作后，不再打算回归原有生活方式的急剧转变。

以下摘录自《彭博商业周刊》的文章“从大辞职到无所事事，工人拒绝工作”。

“大辞职”

大辞职导致美国工人以创纪录的人数离开工作岗位，今年4月至9月间有超过2400万人这样做，其中许多人至今仍未寻找工作。 

德国、日本和其他富裕国家也出现了同样趋势的回响。

新冠疫情带来了严重后果：多国调查显示，职业倦怠感上升，心理健康状况恶化。

但发达国家承受的压力已持续数十年。 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常常下降，就业保障变得不可靠，住房和教育成本急剧上涨，结果是能够建立财务稳定生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尽管“大辞职”主要出现在40岁以下人群中，但它也反映在整个经济中，并促使人们更广泛地思考工作问题。 千禧一代（1980年至1990年代末出生者）和Z世代（其后的人口群体）如果说能够结婚、买房、生育的话，通常也比前几代人更晚。

在美国，千禧一代的经济担忧早在新冠疫情前就已出现。 学生贷款的急剧增加，加上大衰退后的缓慢复苏，可能使这一代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代比其前辈更不富裕的人。

疫情似乎加剧了这些担忧。 根据心智共享伙伴组织（Mind Share Partners）的调查，2021年辞职的千禧一代中有三分之二表示是出于心理健康原因，而Z世代的这一比例更高，达81%。

疫情引发的人力与经济竞争，也促使许多年轻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优先事项。

中国的运动

中国的“躺平”运动同样起源于一条戏谑的社交媒体帖子，并因此得名，它也力图摆脱在争取基本福祉上的疲惫竞赛。 

这一原本是中国年轻人反抗的机智表达，后来发展成一场连习近平都承认的运动。 

“我已经两年没工作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今年4月百度贴吧上的一则帖子这样写道，正是它让这场运动迅速走红。 “压力主要来自与同龄人的比较，以及老一辈的价值观。 但我们没有义务去遵循它们。”

这是一种反抗，针对的是一个体系：在科技等行业，“996”（即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六天）这样的高强度工作时间被视为常态。 来自家庭、社会乃至政府的压抑性压力，要求他们不断向上攀升职业阶梯，同样如此。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但并非人人都从这一增长中受益：在许多大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长快于工资的增长。

因此，一些人将“躺平”现象视为一种警示，预示着可能出现的日本式停滞，这种停滞在经济发展早期就意外出现。 

“从本质上讲，这两种话语（指美国和中国）同时出现只是巧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说。 “但我们可以建立联系。 问题在于，经济在环境和心理两个层面都变得过热、不稳定。”

32岁的技术人员杰克出于担心遭受雇主报复，只提供了一个名字。五年前电信公司雇用他时，他雄心勃勃。 

但高强度的工作负荷并未带来他所期望的成功，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热情也逐渐消退。 他仍在工作，但工作量已经少了很多。

“许多互联网行业已经进入没有爆发式增长的阶段，”杰克说。 “但所有的辛苦工作依然在这里。 所有的压力也依然在这里。这样一来，人就会失去希望。”

10月，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拥有TikTok的字节跳动有限公司在内的数千名员工参与了名为“员工生命同样重要”的线上行动，在公开的电子表格中标注了自己每天开始和结束工作的时间。 此后，字节跳动一直在要求缩短每周工作时长。 

在网络梗图和线上帖子中，年轻的中国人把自己这一代称为“鼠夹”和“咸鱼”（在粤语中，咸鱼是尸体的隐喻，但也可以指缺乏雄心或进取心的人）。 

如果这种态度变得普遍，可能会加速人口缩减：中国的出生率在2020年降至创纪录的低点，这引起了严重关注，因为劳动力人口已经在减少。

在深圳北部的三和人才市场，数十名近期从中国其他地区来到这里的人聚集在一起，浏览招聘广告。 曾经以勤劳著称的中国农民工，如今这些男男女女却赢得了这样的名声：他们打游戏或看网络视频打发时间，只有在需要钱支付电话费或房租时，才去做零工。 

他们避开长期工作和工厂岗位，转而选择要求较低的服务类职位，并用一句简单的口号概括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一天，玩三天。”

在日本由来已久的现象

日本人对于中国和美国关于如何平衡工作与其他生活的讨论感到熟悉。 

1990年代，当地媒体把年轻的“自由人”描绘成一幅不太好看的形象：他们拒绝日本那种森严等级、每天工作15小时的严苛办公室文化，转而选择临时工作。

年轻人说，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由停滞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强加给他们的，这导致有薪职位减少、工作更加不稳定。

到2010年，“自由人”获得了一个不那么贬义的标签，成为更大现象的一部分，即“悟世代”，这一词源于日本佛教中通过放弃物质欲望而达到的觉悟状态。

对“悟世代”日益增多的认可，可能反映了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不稳定。 该国的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数十年下降，2020年再次降至创纪录的低点。 

这会不会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重新审视？

常常被描绘为年轻人观念转变的现象，其实只是长期趋势的体现，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所长博比·达菲说，他的著作《代际神话》挑战了关于代际更替的刻板印象。

Qualtrics公司的格兰杰表示，美国和欧洲大量人员辞去工作，是结构性心理转变的迹象。 他说，人们正被推动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追求更高的目标。 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证据。”

在中国，这种转变可能更加根本。 中国共产党试图削弱“躺平”现象，承诺继续推动向上流动，并计划到2035年将中等收入人群规模扩大一倍。

但经济增长放缓使党更加关注这些成果如何惠及大众。 近期政策旨在改善演出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并降低住房和教育成本，以支持更好的生活质量。

如果这些对劳动价值的担忧持续下去，它们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影响经济走向。

“躺平与大辞职提出了复杂的问题，但并不要求具体的改变。 这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项飙说。 “它可能成为推动新增长范式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