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大学文凭是如何被买卖的
TK Media编辑部翻译了尤莉亚·门德尔为Politico撰写的文章，该文写于2016年，曾引发基辅塔拉斯·舍甫琴科国立大学对记者提起诉讼。
我在自己的国家从未行过贿，直到需要答辩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在提交手稿给导师之前，在第六页上放了200美元。我抱怨导师三周多都不肯看我的论文时，他的同事向我讲述了这种做法。当时截止日期已近。
我看着我尊敬的现代乌克兰文学教授翻阅书页。我脸上一阵发红，感到羞耻，但我永远忘不了他找到所需内容时说的话：“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你做得很好。”
我在乌克兰最好的大学——基辅塔拉斯·舍甫琴科国立大学（一所享有世界声誉的高等学府）答辩博士论文的经历，既屈辱，却绝非个例。尽管乌克兰高等院校的学费非常亲民，平均每年不到1000美元，但隐性开销却很高。
一位来自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女学生熟人，从未怀疑过行贿的必要性。她的经历让她认定，腐败是毕业的唯一途径。她花了四年时间写博士论文，期间在贿赂上花费的金额之巨难以想象。她向导师支付了1000美元作为指导的酬谢。另一位编辑她论文的教授也拿到了同样数额，尽管这本是他的分内之事。
这几乎是每个乌克兰学生的命运：新闻学院的学生维多利亚知道，如果不向教授交300美元，她就通不过一年级考试。学医的卡佳为了每门成绩支付50美元，不得不节衣缩食。还有几名哈尔科夫的学生打听到，他们可以直接花钱买文凭，干脆集体逃掉考试。
罗伯特·奥尔通格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后苏联体制腐败问题的专家，他与一组研究人员在乌克兰各地旅行了两个月，询问普通民众在哪些领域最常遇到腐败。教育在他们的名单上排第三，仅次于医疗体系和警察。
“教育领域如此容易滋生腐败，主要原因在于教授和讲师的薪水很低，他们需要更多收入，”奥尔通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想办法挣钱，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收受贿赂。”
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编注）和总理（阿尔谢尼·亚采纽克——编注）都认为教育改革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称教育部长谢尔盖·奎特“可能是乌克兰最成功的部长”，因为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改革计划的一半以上。
去年夏天，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高等教育法，旨在赋予大学更多自主权，包括对其财务的控制。其构想是鼓励私人投资、募款，甚至建立捐赠体系，同时摧毁苏联式自上而下的大学管理模式。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后苏联领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团队合作在大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各级管理层的决策中吸纳更多人参与，”奎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这位部长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他是否有能力改变这一体系，则是另一个问题。
去年12月，我在没有学生证的情况下试图进入我的母校，凭借一些老派的手段和友好的交谈，我设法绕过了保安，走过熟悉的大学大厅。墙上挂着大学教授的肖像，那种风格颇有朝鲜劳动党官员的味道，其中大多数人我在四年前的博士答辩中就认识。
几乎每位大学员工都是亲戚或朋友。有一次，我所在研究所的负责人同意雇用一位刚生完孩子、不想工作却仍想拿工资的女性。这只是一个人情。
很难想象，在掌权的那些“教父式”教育工作者被替换之前，有人能改变这一体系。只要贿赂——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没有停止，他们就会一直坐在位子上。
国家教育机构主要由国家预算支持，而且过于臃肿，无法依靠合法手段兴旺发展。乌克兰有664所高等院校，比德国多出260所，而乌克兰人口只有德国的一半左右。此外，去年教育部因执照问题关闭了139所大学。
新的教育改革法要求所有大学和学院在互联网上公布其财务报告，但据独立、无党派的分析中心CEDOS的数据，只有十来所这样做了。
“既然人们愿意为这些服务付费，如果能让这一体系更正规、更透明，那对所有人都更好——人们可以缴纳税款来代替贿赂，国家则能够为这些服务提供资金，”奥尔通格说，“当然，很少有人愿意纳税，因为他们不相信国家能够提供良好的服务。”
然而，据国家改革委员会称，减少高等教育领域的受贿现象实际上并不是政府的优先事项。教育部开设了公民责任讲座，并要求教授们设立专门的反腐败部门，以整顿各自系内的秩序。结果不言自明：到目前为止，教育部仅听说过一名腐败的科研人员。一名高级讲师因收受100美元贿赂而被起诉，判决是两年缓刑。
当毕业生在舍甫琴科大学语言学院答辩时，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需要承担学位委员会的费用：26位教授需从乌克兰各地赶到基辅，为大学学位进行审批。学生必须支付他们的机票、出租车、每日津贴、市中心酒店的住宿费，以及高档酒水的毕业午宴和晚宴，还有大学食堂的专属服务费用。
尽管她有所担忧，我来自马里乌波尔的同事的答辩却非常出色。26位教授中，只有一人前来听她答辩。她的答辩在他和一位拿着录音机的女孩面前进行。天色已暗，但大厅里的灯一如既往地关着，为了节省电费。
尤莉亚·门德尔
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