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党”的基拉·鲁迪克：“从政让我学会了很多糟心的事……”

关于新一届最高拉达、未来首都选举以及斯维亚托斯拉夫·瓦卡尔丘克的讲话。

基拉·鲁迪克是“声音党”名单上的第三号人物。对她而言，在第九届最高拉达工作是首次政治经历。此前，这位34岁的基辅-莫希拉学院毕业生主要专注于IT领域。具体而言，她曾担任Ring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首席运营总监，这家公司在2018年冬天被互联网巨头亚马逊以十亿美元收购。

在新一届议会中，基拉·鲁迪克担任数字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并领导声音党基辅分部。我们与这位议员会面，谈谈声音党在最高拉达的工作，了解瓦卡尔丘克为何仍在企业活动中发表演讲，以及他将提名谁为首都市长候选人。

采访在Pinchuk Art Centre六楼的One Love Coffee咖啡馆进行。“你们可以写，我们是在维克托·平丘克的地方接受采访的”，见面时基拉开玩笑说（在新闻和政界圈子里，声音党常与寡头维克托·平丘克联系在一起）。我们答应照做。

—您担任人民代表已经五个月了。我想，这已经足够得出初步结论。如今在最高拉达，与谁最容易共事？

—与专业人士。

—您是指只有“声音党”党团吗？

—不只是。我指的是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是本行专家的人。我知道这不是您想听到的回答，但事实确实如此。经验和专业知识、建设性和务实态度，在我国政界并不是很常见的特质。

—能举个具体例子吗？您与其他议会党团的哪些人合作起来比较顺利？

—比如，“人民公仆党”的叶戈尔·切尔涅夫。我们在IT行业税收以及创建英国法律区的联合工作组中共事。还有“人民公仆党”的阿列克谢·热梅列涅茨基，他负责区块链方面的工作。与他虽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一致，但我们相互理解，能“用同一种语言”交流。与同一党派的尤利娅·奥夫钦尼科娃，则在人权保护方面有合作，包括禁止毛皮养殖场以及保护流浪动物的项目。

—与“欧洲团结党”或“为了生活党”的代表是否也有合作和相互理解的例子？

—与为了生活党的代表，我几乎没有交集。如果不算我们在议会用口红写下“普京-去死”那一刻的话……

—口红？

—那是议会里的一场小冲突。他们带来一块横幅，挂在讲台上，上面写着类似“停止审查”的字样。而我们就在上面写了“普京-去死”。毕竟，从这个政治力量的代表口中听到关于审查的言论，是相当奇怪的。

—您暗指梅德韦丘克的电视频道吗？

—也包括这些。我们对这类“胡言乱语”的反应完全有道理。所以我们才会用手边现有的东西，把那句话写出来。而我们的对手反过来称我们为“不好的女人”……

—据我理解，“声音党”与“人民公仆党”一致认为，不应派自己的代表去梅德韦丘克控股集团的电视频道出镜？

—我们认为这毫无意义。即便去了，党派代表也会被以最难看的方式呈现，无论他说什么、表达什么立场。因此，在这类平台上发声，从各方面看都是个坏主意。

—回到您的政治生涯。就在一年前，政治在您的生活中几乎还不存在。当时您有过这方面的想法或计划吗？

—当然没有。一年前我在经营业务，并有清晰的发展战略，那里面没有政治。现在我已经明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讲一个说明性的故事。作为有商业思维的人，在新议会工作的最初几个月，我们力求保持高效率和最快的决策速度。这对许多政治“新人”都适用，尤其是我在委员会的同事们。显然，必须维持“涡轮模式”，处理党内事务，上电视，准备文件，从一场会议赶到另一场会议。

但是，除了我们，同一委员会里还有来自老党派和政治力量的代表。某一刻，他们走进了委员会会议。看到我们所有人都急于迅速投票、做出决定，其中一人说：“你们好。我宣布委员会会议开始。我建议将本次会议献给我们在东部作战的年轻人。”他说这话时极其缓慢，字斟句酌、装腔作势，似乎不好反对这样的提议，所以我们没有异议。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位议员又建议以默哀一分钟来悼念牺牲者。我们继续坐着，时间流逝。在这场荒诞剧中，人们已经不明白到底在发生什么。这类让一个正常、理智的人失去平衡、无法正常工作的琐事非常多。经常有人问我，政治教会了我什么。今天我可以坦然回答：“政治教会了我很多糟心的事，非常糟心。”

—回顾过去，即便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一年，您是否后悔走进了政界？

—不，目前还不后悔，尽管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艰难。当斯维亚托斯拉夫·瓦卡尔丘克提议我与“声音党”一起进入议会时，我在原来的职位上，对数千人的生命和福祉负有责任，他们都在我几乎从零建立起来的乌克兰公司工作。而我还没来得及培养出一位能接替我担任首席运营总监的继任者。因此，从政的决定不仅关乎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或抱负，也关乎企业的生存问题。

—若谈论成果，“声音党”纲领的落实受到您团队在最高拉达人数较少的限制，这有多严重？

—应从两个角度看待这种情况。首先，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其次，资源是否真的如此有限（或许我们只是没有看到额外的机会）。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继续基于自己的专业结论和能力，说服同事相信我们是对的。而机会则可以通过与大党团合作来“争取”，比如与“人民公仆党”一起，在已达成共识的方向上推动联合法案。例如，与叶戈尔·切尔涅夫合作起草的、旨在打击IT行业“蒙面突击行动”的文件，很有机会获得表决通过。关于保护流浪动物的法案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文件也是如此。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方向，即通过修正案来“推动”自己的理念和立场……问题不在于工具，它能让我们实现目标。问题在于，20人的团队必须迅速处理海量信息，因此每个“战斗单位”的负荷都非常大。

—如果专家圈子里经常批评您们存在某种无力感，“声音党”能否承受如此负荷？

— 这类批评让我真心觉得好笑。您自己也说了，我们在议会中一共只有20人。我们的能力受限于公开发言，以及尝试与单一多数派达成某些局部协议，以便我们的某些倡议能够进入议会大厅。此外还有与公众的合作，我们基于自身知识和能力，就重要法案提供相当清晰的专业解读。当然，总有一种选择，就是通过封锁讲台来达成目的。但我相信，这不是选民期待我们做的事。我们向他们承诺的是建设性。我们正是在做这件事。

—但如果“声音党”是本届最“安静”的政党之一，您如何向公众传达自己的立场？与“欧洲团结党”或“为了生活党”相比，您在信息议程中的出现要少得多。

—我可以反驳。我们团队中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的所有者。因此，我们在信息领域的存在，与“欧洲团结党”或“为了生活党”相比，自然难以相提并论。再加上我们无法靠丑闻、打架、捶胸顿足高喊“邪恶政府扼杀商业！”来为电视节目带来收视率。我们不喊叫，也不搞廉价民粹，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风格。也许，像“声音党”这样的力量的出现，说明乌克兰政界正在走向成熟。随着时间推移，议会穹顶之下的得体与效率也会越来越多。

—目前还有什么妨碍您充分履行对选民的承诺？

—或许是其他政治力量的代表过于依赖所谓的“党的路线”。即便是一个好主意、一部优秀的法案，也可能因为人们被要求以某种方式投票而陷入停滞。即便是明事理的议员，有时也会私下向我承认，他们是因为党内的义务而支持或不支持某份文件。比如：“我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但我们被告知这样投，所以我就投了；我同意这部法律可能并不完美，但我们就是这样投的。”这非常糟糕。

—这是否涉及您在数字政策委员会框架内推动的项目？总体而言，该委员会的工作是否符合您最初的期望？

—不完全。首先，委员会目前的职能与我想象中它应该实际从事的工作存在差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存在农业行业，它为国家带来大量资金，因此这个行业被划归一个专门的部门管理。近来，就出口收入规模而言，IT行业已成为我国经济中的第二大产业。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像农业部一样，一个单独的议会委员会应当把精力集中在IT发展上，比如设定在五年内将这一产业规模扩大三倍的目标。

然而事实证明，数字委员会并不且不可能只负责IT领域。它还涉及数字技术、无线电频率、电信以及政府宣布的数字化。IT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最优先的部分，因为在其他方向上已经积累了大量未解决的问题。

例如，无线电频率。它与人力或土地一样，是国家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在人类在技术上取得突破之前，我们拥有的频率数量是可以计算的。国家控制并分配频率，而需求却在不断增长。几乎所有频率都已售罄。因此，政府应当收回那些未被使用的频率，设定符合市场的价格和资费。还要考虑到，在战争条件下，这还涉及信息传输的安全问题，并提前规划在可预见的未来部署5G相关的任务。还有许多细节，但它们都极为重要。仅这一个方向，就可以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

—也想谈谈您作为“声音党”基辅分部负责人的工作。您在Facebook上最近越来越多地关注地方问题，如Ukrbud、舒利亚夫斯基立交桥、基辅总体规划……您是否在为市长选举做准备？

—不。我没有为市长选举做准备，我只是领导我们在首都的党组织。为什么？因为，我再强调一次，我们只有20名议员，资源非常有限。每个人负责特定的地区，在那里开展党组织建设。我“分到”的是基辅。这是我政治活动中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向。党组织建设很像创业，而这类事情我会做。

—可以谈谈您想成为首都市政首长的野心吗？

—最近有传言传到我这里，说我的候选资格曾在基辅市国家行政管理局负责人的人选中被讨论过。不过，传言并没有说明是谁讨论的、在哪里讨论的、何时讨论的……对我自己而言，我不排除任何可能。如果在某个地方，我的经验、知识和能力能服务于共同利益，我愿意调动一切资源。但事实上，党内候选人的问题仍是一个尚未关闭的议题。

—在这种背景下，很想了解“声音党”对《关于首都》法的立场。

—其中既有总体上积极的内容，也有完全有害、甚至违宪的内容（在所谓区长问题上，该文件绝对是“不行”）。因此，“声音党”的立场与大多数专家的结论高度一致：在现有形式下通过这部法律是不可接受的。但这里我们面临一个主要问题。这个“现有形式”没有人亲眼见过。该项目有一千多条修正案，作者们几乎是一块块地拼凑这份文件。至于他们最终“拼凑”成了什么样子，很难说。

—我们来谈谈全球层面的问题。在泽连斯基总统与“诺曼底四方”领导人于巴黎会晤前，“声音党”呼吁乌克兰彻底退出明斯克协议（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冲突的方案）。一些专家认为，该党打算借此蹭热度，炒作这一话题……

—这是错误的看法。怎么能在一个对所有有良知的乌克兰人而言最痛苦的话题上蹭热度呢？自从进入议会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对此谈了很多。“声音党”的立场完全说明了我们理性的看法。问题在于，存在一个对手，一个与之没有任何谈判意义的国家，因为它不遵守任何协议。没有任何人，包括诺曼底模式的谈判方，有办法迫使这个对手履行义务。即便制裁也没有改变局势。在俄罗斯处于制裁压力之下的这些年里，我们没有看到实质性的进展。保留“明斯克”和其他现有框架，我们只是在维持现状，也就是让俄罗斯继续占领我们的领土。

—专家们表示，我们退出诺曼底模式或明斯克协议，将招致西方伙伴的不满。与西方关系可能出现的冲突，是乌克兰能够接受的代价吗？

—乌克兰早已不再是西方伙伴的优先事项。他们现在做的，是对自己更有利的事情，或者是不需要他们额外行动的事情。这些年来，欧洲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从伙伴那里得到的支持少了很多。回想一下最近的那次会晤：似乎四位领导人都在参加不同的谈判。他们交谈了，但随后走出来，谈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那些对他们在国内局部受众有利的事。我们必须考虑明斯克进程的替代方案，需要一个新计划，其中包括在议会参与下制定的计划。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蹭热度，我不能无视关于“声音党”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立场的提问。您没有支持相关法案，令相当一部分支持者失望。为什么？

—这份文件即便在一读时也完全是胡说八道。现在，在准备二读期间，我们正密切关注法案的变化，而那里的变化有成千上万处。因此需要仔细分析，我们最终会得到什么。目前，这项倡议不符合当局最初向人民作出的承诺。受益的不是那些甚至没有为他们设计适当信贷方案的农民，而是大型企业。以这种形式，我们不会支持土地改革。我们国家已经经历过九十年代的私有化，当时想“好上加好”，结果却是“一如既往”。我们必须防止土地上出现同样的局面。

—在谈话结束之前，有必要回到读者通过Facebook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知道我们将与“声音党”代表交谈，因此对斯维亚托斯拉夫·瓦卡尔丘克在议会活动中的缺席感兴趣。为什么他没有担任“声音党”党团负责人？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的资源确实非常有限。每个人都必须“一人分饰多角”……也就是说，你要写法律、读文件、在讲台上发言、在委员会工作、负责党的地区扩展、上电视等等。党团负责人的工作非常具有管理性质，需要繁重的劳动、无休止的会议、组建团队等。而且到了傍晚，还有人对你说：“哦，我们要投票支持这个，这是最新版本，请在你的同志中传达……”。难怪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我们把这项职能交给了最合适的人选。斯维亚托斯拉夫·瓦卡尔丘克更像是我们的喉舌、纲领的倡导者，以及“声音党”的主要媒体发言人。当然，他也是党的领袖。

—也就是说，瓦卡尔丘克不适合担任管理者的角色？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现在努力分工，把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集体中最合适的人放在每个岗位上。因此，斯维亚托斯拉夫负责传达我们的立场，而谢尔盖·拉赫马宁负责管理职能。顺便说一句，这也让瓦卡尔丘克不至于被日常事务淹没。

—对于瓦卡尔丘克在企业活动中的讲演（包括最近在明斯克引发丑闻的那次演讲），您有什么看法？

—我们不从任何人那里拿钱，也不从任何一位寡头那里拿钱。我们没有收到奇怪的“额外”工资信封。因此，除了靠自己赚钱，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资源。而且，赚钱的方式必须不违背法律的字面与精神。

弗拉基米尔·科瓦尔，TK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