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TK Media公布了一段对话,该对话由记者阿列克谢·利波韦茨基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大楼内拍摄。视频中,“人民公仆”党的安德烈·赫鲁斯和安德烈·茹帕宁(能源和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及该委员会成员)在议会会议期间讨论了如何“搞死绿色[投资者]”以及委员会的人事调整:当天可能有人民议员英娜·索夫松(“声音”党)和马克西姆·叶菲莫夫(“信任”党)进入该委员会,对此,对话双方显然并不高兴。
赫鲁斯、茹帕宁以及“人民公仆”党团对公布的对话均未置评。能源委员会主席当天“销声匿迹”,甚至拒绝出现在此前已同意出席的记者节目中:罗曼·斯克雷平此前宣布赫鲁斯将出席,此次应嘉宾要求通报了《16+》节目的推迟播出。
只有“人民公仆”议员柳德米拉·布伊梅斯特公开回应了此事:她表示,她为同事以及他们对投资者所持的立场感到羞耻。
这一切发生在政府与绿色能源投资者之间深刻危机的背景下,这些投资者已近4个月未能按照上网电价获得付款。对“绿色”能源的欠款总额已达140亿格里夫纳。如果发生国际诉讼,乌克兰可能会被迫承担100亿美元的赔偿。
关于此事,以及即将举行的基辅市长选举和《数字资产法》,TK Media采访了“人民公仆”党人民议员柳德米拉·布伊梅斯特。
背景资料: 柳德米拉·布伊梅斯特,34岁,“人民公仆”党人民议员,1985年11月5日出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MGIMO)。在校期间即开始担任尤科斯石油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助理,参与了该公司与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的筹备工作(M&A)。毕业于伦敦商学院,专业为“公司金融:企业估值、风险与重组”(英国)。2012年至2018年,任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董事、董事会主席,并任匈牙利钢铁厂“ISD-Dunaferr”监事会成员。曾领导隶属于“顿巴斯工业联盟”的GSG Towers公司。2018年起从事替代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咨询工作。2019年7月,当选基辅谢甫琴科区223号单议席选区的议会议员。已婚,育有两个孩子。
——上周,我们的记者在最高拉达成功拍下了您的同事赫鲁斯和茹帕宁的著名对话,他们逐字讨论了打算如何“搞死绿色能源”。您在个人页面上写道,您为同党同事以及他们对绿色能源投资者所持的立场感到羞耻。能否解释一下,能源委员会的立场是什么,以及按照他们的理解,“搞死”一词意味着什么?
——我不敢妄言他们理解的含义,但总体而言,能源委员会过去9个月的全部立场和政策已经相当明确地表明,乌克兰的绿色发电投资者并不受欢迎。更有甚者,当我们好不容易达成一项非常复杂的协议,即投资者最终同意自愿降低绿色电价,而我去年12月就提交了相应的法案,该法案实际上被委员会扼杀了。
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在把局势推向无法挽回的危机,因为与此同时,绿色发电投资者已经整整4个月完全没有拿到付款。对“绿色”能源的欠款总额已达约140亿格里夫纳。他们正被从市场上挤出去,至于行业进一步发展,我就不用再说了。
——我们拍到的对话是典型的“暗箱交易”的例子。委员会的立场由什么决定?人民议员又代表谁的利益?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当今能源市场如何运作,以及在当前形势下谁是市场的主要受益者。首先,我们的所谓市场有几个细分部分。
“绿色”能源企业只能把电卖给国营企业“加尔波克”(国家保障购买方,——编者注)。“能源原子公司”也是如此,它向该公司供应85%的电力。之后,“加尔波克”将全部电量拿到所谓的“日前市场”(РНД,即“日前市场”,——编者注)上,并试图在那里把这些电量卖出去。
日前市场——在实际供电前一天,对供应商和买方的价格报价进行竞争性筛选,确定即将到来的一昼夜每个小时的价格和供电量。
不过,还有一个不诚信交易商的环节:他们签订虚假合同,以低报价、低价格进入市场,结果这些供应量根本无法卖给最终用户;而当这部分电量卖不出去时,就会自动进入平衡市场,在那里按照市场规则享受45%的折扣,这些同样的虚假交易商再以50%的折扣从平衡市场买回电力,随后卖给最终用户。他们每天从中赚取超过100万美元,而对系统而言,每月造成的亏损为35亿格里夫纳。仅5月份,那里就额外累积了约35亿格里夫纳的债务。这种局面对虚假交易商的链条有利,而链条末端仍然是同一个最终用户。这个最终用户就是中央能源公司。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
——据记者调查,如今控制中央能源公司的是寡头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
——董事会的人员构成有一些变动,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控制权的完整归属,但就在最近,媒体曾有消息称,从中央能源公司转移出了40亿格里夫纳。
——为了让我们的读者明白什么是“绿色能源”,绿色能源就是可再生能源,对吗?
——是的,本质上就是太阳能、风能和“小水电”,它们具有环保性,对水资源的消耗也没有那么大。
——赫鲁斯提出的指控是,绿色能源的售价过高。这一电价是怎样确定的?
——这一电价是依法确定的。这一电价之所以如此设定有历史原因,它已经多次下调,并对《电力市场法》进行过修改。但如果看看所有曾引入新技术的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国家最初都实行了所谓的国家补贴绿色能源政策。这是因为,最初绿色发电在能源平衡中的比重相当小,而该行业的初始投资成本非常高。目前,我国绿色能源行业已投资100亿美元,实际上,除了独立以来在国内建成的一座水电站和两台核电机组外,这就是唯一的发电类型了。
——绿色投资者是哪一年进入的?
——是2011至2012年,但当时都是本地投资者;国际投资者当时并不相信乌克兰市场,大规模的国际严肃投资者大约从2016年起才开始大量进入。
——目前这一绿色投资者群体中,主要参与者有哪些?
——重要的是要区分风能和太阳能。目前,这一群体中有乌克兰企业。DTEK拥有25%的份额。太阳能发电领域有很多小型本地参与者。挪威的Scatec公司代表一家大型外国投资者在此开展业务。风电领域则是有瑞典背景的Vindkraft公司。NBT。
但即便是乌克兰企业,其融资也主要来自国际银行的较廉价资金。这些机构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JBIC、OPIC——这是一大批间接外国投资者,还包括向乌克兰国有银行发放贷款的银行业部门,而乌克兰国有银行又将贷款发放给绿色发电企业。
此外,不仅中小企业,普通民众也在这一领域投资。许多人在自家庭院、房屋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板,这约占全部发电量的10%或17%……相当于1.7万户家庭。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不能让绿色发电发生违约,因为其违约实际上将导致我们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由于国有银行向绿色发电发放的贷款超过了这些银行的自有资本。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达成一个能让投资者偿还这些贷款的条件。
——据我理解,乌克兰对投资者负有国际义务。如果能源领域发生违约,可能要支付多大数额的赔偿?
——乌克兰对投资者负有国际义务,例如根据《联系国协定》。乌克兰还对能源战略负有国际和国内义务,我们必须提高绿色发电的比重。但乌克兰还面临着巨大风险,即根据相互投资保护协定,如果投资者进入该国时的条件并非出于其自愿而发生改变,他有权要求返还全部投资。
也就是说,我们谈论的最大风险是100亿美元,投资者可能在几年内就把这笔钱诉讼回来。那时,我们可以不执行这些裁决的说法就非常危险了。我们会看起来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Газпром)一模一样,后者直到最后都拒绝执行法院裁决。
——前因很清楚。您在公开发言中说,政府“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所陷入的局势的严重性”。这种严重性具体是什么?
——局势的严重性在于,我们整个能源系统都取决于谁先撑不住。第一个有逾期债务的债权人一旦向法院起诉,就会引发连锁反应,整个乌克兰能源系统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垮掉、破产。私人债权人不会干等着诉讼程序走完,他们会提起诉讼,之后还会提出各自的要求。目前,对绿色发电的欠款总额接近140亿格里夫纳。“能源原子公司”仅就已供应的核燃料就欠款30亿格里夫纳。另外约60亿格里夫纳是商品和服务款项,这实际上意味着需要建设一个维修场地,并必须在供暖季开始前完成。目前,能源原子公司的承包商是“凭信用”在干活,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如果我们不建设维修场地,甚至可能会搞砸整个供暖季。
——您认为政府和议会需要多少时间来寻找和执行解决方案?
——关于“绿色”能源,我们需要在本月底之前做出决定。因为如果我们放两个月的假,却不通过必要的立法修改,那么从总体上讲,我们可以不必再回到议会了。到那时,所有无法挽回的事情都已经发生。如果说要整体解决市场局势,那么这需要更长的时间。部分可以在监管法规层面做的事情,已经有一部分开始落实,但仍然必须修改法律。总的来说,至少可以在6月底之前完成首批修改。
——有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修改会被提交?
——能源部(编者注)和内阁基本上都理解局势的复杂性。我对他们的一些部分决定并不完全认同,这些决定只是局部性的,但我理解他们所处的整个环境的复杂性,包括游说压力。至于议会是否理解——我很有疑问。我认为目前议会还没有认识到这些决定有多紧迫,也没有认识到需要多么迅速地对局势作出反应。
——症结是能源委员会吗?安德烈·赫鲁斯对它的控制程度如何?
——这很难说。如果分析委员会最近几个月的工作,那么委员会基本上没有做出任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决定。唯一一次委员会会议本是为讨论反危机措施,却没有形成任何明确的决议,之后也没有任何进展。因此,我仍然认为,每位委员会成员议员都应自行评估局势的严重性,并做出个人决定,判断他们是否愿意为市场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
——现任委员会成员有能力承担这一责任,还是需要人事调整?
——您知道,我是商人,所以我总是以结果来判断。如果在9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眼看着局势恶化,却没有任何措施加以改善,那么就会对领导这一进程的人的能力产生疑问。
至于委员会本身,委员会中有很多专业人士,他们深刻理解这个行业,愿意承担责任,并且准备帮助乌克兰能源业走出危机。遗憾的是,如今他们处于少数。至少,以前是这样。我非常希望,至少能发生某些事情,改变首先是我的党团同事们的立场。
——关于“绿色”能源已经清楚了,那我们来谈谈核能。您多次提到,乌克兰核电站在机动模式下运行。正是这一点,当年导致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如今乌克兰核能的情况如何?
——今天的情况是过去半年那种不计后果政策的后果,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结果,因为那些原本在半功率下运行的机组,如今已经被转入备用。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
首先当然是需求下降,这是由经济危机和我国工业生产下滑所引起的。此外,我们必须对这些机组进行整改,并进一步思考如何找到平衡发电能力的办法。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并非所有能源来源、所有发电方式都按同样的时间表发电。最稳定的能源来源是原子能,它是基荷发电。最不稳定的能源来源是“绿色”能源:太阳出来时发很多电,没有风时就停着,什么都做不了。
为了平衡这些不可预测的峰值,乌克兰需要水电,或者煤电。但水电不足,因为今年冬天非常干燥,水库蓄水量不超过60%。而且今年夏天,农业部门也会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因此,我们需要在能源平衡中增加煤炭比重,以平衡“绿色”能源。否则,我们就得切断“绿色”发电。但是,根据现行法律版本,即使我们切断“绿色”发电,也必须向投资者支付100%的补偿。也就是说,从经济角度来看,切断“绿色”发电是目前对系统财务平衡最痛苦的情景。
此外,“能源原子公司”还有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如今“能源原子公司”已经成了为国家能源系统的全部缺口提供资金的银行。首先,其电价只包括运营成本,不包括例如核燃料处理的费用,也不包括即将退役的那些核电机组的封存费用。然而,“能源原子公司”并没有直接进入市场的权利,即它承担责任,却没有赚钱的权利,因此它的全部电量都按56科佩克的监管电价被收走,然后人们期望“加尔波克”能以最高价格卖出。问题在于,“加尔波克”没有以最高价格出售的动力,它只有卖出最大量的动力,因此,即使是“加尔波克”本身,也经常压价,只为了把全部电量脱手。
如果你是一家正常的企业负责人,债权人每天都在催你付款,工会来找你要工资——你会有更大的动力把产品卖得尽可能贵。但如果你以固定价格收购,又以某种价格卖出,而你产生的全部亏损又转嫁给了乌克兰能源公司(Ukrenergo),并且根据国家能源和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的法律,必须把这些亏损全部计入乌克兰能源公司的电价,作为对全部亏损的补偿——那么你还有什么动力卖得更贵?毫无动力。这正是当前市场的主要问题所在。
最大的参与者无法进入所有细分市场。“能源原子公司”和“绿色”能源都无法进入所有市场细分。如果说竞争规则,那么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竞争性市场,那么所有类型的发电都必须能够进入所有市场细分。“能源原子公司”应当既进入日前市场,也进入双边合同市场。这样他们就能平稳地销售自己的电量,甚至推动某些经济领域的发展。但同样,应该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格,而不是监管价格。如果“绿色”能源进入市场,外国公司也会随之进入,例如那些政策上要求只能使用绿色电力的国际企业。而这样的国际企业数量相当多。它们会通过双边合同,按绿色电价从“绿色”能源企业购电。而在日前市场上,“绿色”能源企业将自行出售电力,因此至少能按照日前市场的标准价格获得收入,而“加尔波克”只需补偿法定绿色电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额,而这一法定绿色电价我们即将下调。
这样,我们就不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失衡,也不会出现如此疯狂的价格操纵。现在我们看到,自从引入新的市场模式以来,价格不断上下波动,取决于两大煤炭巨头是否进入市场。
——关于电网平衡问题,我理解得对吗:这一问题与电网的磨损程度直接相关,据您估计,电网磨损率为80%,某些地方达到100%?
——发电的物理平衡是一个问题。电网则是相关问题,原因在于:现代电网的状况,决定了各类发电能否获得更稳定、质量更好的并网条件,同时对用户而言接入成本也更低。但这对发电的物理平衡本身没有那么关键的影响。它还影响什么?它影响绿色发电的成本。因为如果我们的电网是现代化的,并且接入成本更低,那么建设和发电的新企业,比如风电或太阳能,就不必自行建设这些基础设施。而今天的实际情况是,每个项目的成本中都包括接入费用。这也是我们绿色电价如此之高的另一个原因。因为无论是国家、输电系统运营商,还是配电系统运营商,都没有为绿色发电提供接入、变压器、线路等设施。
——这种磨损程度会带来什么后果?
——电网磨损程度会导致轮流停电,首当其冲受害的是用户。发电企业当然也会受害,因为在轮流停电时,发电也会按自动模式停机,调度中心就是这样运作的。如果一部分用户断电,那么一部分发电也会自动断开。显然,在这种意外情况下,将会导致物理上的失衡。
——还剩多少时间?政府对这一问题重视到什么程度?
——监管机构(国家能源和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编者注)已经注意到电网问题,并决定执行乌克兰能源战略,根据该战略,我们应当在2020年引入配电激励电价。但做法非常特殊,感觉像是为了应付汇报,因为所提出的方法论根本不符合国际标准,实际上会贬低国有地区电力公司,也就是由国家财产基金管理的那6家。如果将它们拿去私有化,按照监管机构提出的这种方法论,它们可能只能以1格里夫纳的价格出售。因为现有资产基础的收益率已经被压低了。
——考虑到许多外国投资者都在这一群体中,欧洲伙伴对此持什么立场?
——欧洲伙伴直接参与了,例如与绿色能源企业的谈判进程。因为去年12月,在未能通过与整个市场达成一致的立法修改之后,在欧洲能源共同体秘书处的主持下,正式的调解程序启动了。在谈判过程中,制定了许多机制,例如改变我们的公共服务义务补偿(PCO,即向居民和绿色能源企业提供的补贴)的运作机制。还提出了机制和平衡预测方案。总的来说,无论是柯帕奇先生本人,还是整个欧洲能源共同体秘书处,都在密切关注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们理解我们正在发生的危机,但作为伙伴和外交官,他们总是表达极度关切的立场。这一立场已经在各个层面传达。我知道,现在还在准备国际原子能机构(МАГАТЭ,即国际原子能机构——编者注)的报告,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的能源行业的特殊性在于,我国领土上有15座核电机组。无论是西方还是北方的邻国与伙伴,都绝不会允许该行业陷入不稳定和破产。实际上,这会对全世界构成威胁,无论你生活在地球的哪个地方,都无处可逃。
——我们来谈谈基辅。如果从新闻动态来看您作为多数派议员的活动,您很少评论基辅的政治。但在过去一周,您却成了首都两个新闻事件的来源。您就戈斯季内德沃尔和“布尔什维克”工厂的问题向总检察长提出了申请。其次,您询问了戈洛谢耶夫斯基区国家行政局在无竞标的情况下出租了多少房产。在此背景下,达维德·阿拉哈米亚宣布,女性也可能尝试参选市长。您是否正在为“人民公仆”党的初选做准备?
——不,绝对不会(笑)。如果我要准备什么初选,那也是为别的事情准备的(笑)。
——作为基辅的多数派议员,您认为谁最适合代表“人民公仆”党参加这次选举?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党决定依靠纲领。到目前为止,参加初选的候选人中,还没有人提出自己的纲领,因此最好谈具体问题,谈真正要为基辅做什么,而不是根据“喜欢不喜欢”的原则讨论个人。

基辅有很多系统性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有些事情做得不错,但也有很多被放任不管的问题,需要立即关注。就被放任的问题而言,我可以说,比如基辅桥梁的状况最让我担忧。尤其是作为一个过去与金属结构领域关系密切的人,我明白,如今基辅的桥梁要么没有建成,给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造成了问题,要么已经糟糕到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首先是南桥吗?
——不,首先是帕顿桥。
——帕顿桥出了什么事?
——早在2017年,就有委员会的结论认为帕顿桥的状况已经危急,但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无法从国家预算中拿到3000万格里夫纳的补贴,哪怕只是为了进行详细检查。
——难点在哪里?
——难点在于,这座桥某种程度上算是建筑遗产或“文化遗产”……其实很早以前就可以拿到这3000万,进行检查,开始桥面的初步修复工作,之后至少着手设计改造方案。而如今那里只是在做补坑式的修补,最近谢天谢地,货运车辆的通行被禁止了。至于基尔帕桥,情况相当荒谬:乌克兰铁路南方铁路局无法和市政公用企业就如何移交这一设施达成一致。
——最近基辅任命了新的区行政负责人。您的选区是少数几个负责人没有变动的区之一(奥列格·加里亚加——编者注)。作为多数派议员,您是否成功与本区负责人建立了合作?
——在区里有合作,也有沟通。由于这些人是由总统办公室任命的,我很难对这一决定作出评论。我们与现有的人合作(笑)。
我对区工作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我们区为城市带来的收入最多——每年超过70亿格里夫纳。而我们区返还的只有22亿。所以,尽管我们是中心区……我们也有很多老建筑和街道,需要多得多的资金。在我们现有的资本建设资金范围内,我至今还没能找到任何办法。
住房公用事业(ЖКХ)远未达到理想状态,整个住房公用事业领域,以及所有与住宅楼运营和维护相关的事情,基本上都无法正常运作。这个系统在基辅几乎不起作用,只有那些设有业主协会(ОСББ)、居民自己管理房屋的楼宇除外。
——您主张在隔离期间发行格里夫纳以支持民众,尽管乌克兰国家银行目前对这一想法并不热衷。请介绍一下您的提议具体是什么?
——实际上,发行早已在进行,只是以隐蔽的形式进行,即通过国内政府债券(OVGZ)机制为国有银行再融资——就是去年底和今年初引起广泛争议的那一机制。但这会给乌克兰经济增加额外的债务负担。我与我们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共同提出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提议公开宣布,我们希望进行发行,就像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正在做的那样。例如,美国宣布在未来3年内发行5万亿美元,并且已经发行了2.2万亿。欧洲央行也在进行发行,日本央行等也是如此。我们提议把发行的资金引向实体经济,具体而言是把我们能够承受的发行规模,即乌克兰GDP的10%以内,进行分配。这就是150亿美元。我们提议把这笔钱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的50亿美元,我们提议用于帮助因隔离、因所有实施的限制而受损的乌克兰公民。
——是给所有人,还是给特定群体?
——给所有人。这正是关键。这是一种普遍基本收入。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当你把钱给人们时,他们不会把钱扔到风里,而是用于消费,而且大部分用于国内产品消费。3000格里夫纳能做什么?人们会去商店买食品,支付公用事业费——这段隔离期间他们都没交,但隔离结束后必须交。很少有人会把这笔钱藏在枕头底下,更少的人会把钱存入银行定期存款,因为人们根本不相信我们的银行体系。这样就启动了需求。
——这是一次性无偿援助的形式吗?
——不是一次性援助,而是分期支付,大致像儿童补助那样。它将分三笔等额款项,持续几个月发放,以便监测经济效果。例如,一个三口之家将获得9000格里夫纳,这对我国大量人口而言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数额。
第二部分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这里指的是向中小企业提供无息贷款,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实际上是为了维持就业和现有工作岗位。目前,我国约80%的人口在中小企业工作,因此,在当前失业率水平下,我们有可能保住现有80%的工作岗位。
第三领域是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以及弥补能源领域的流动性危机。凡是投入基础设施、大型建设或能源的每一格里夫纳,在经济中都会周转10至12次,因此这会在这一货币量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以服务所有这些行业。此外,之所以在能源领域尤为迫切,是因为我们的流动性缺口达500亿格里夫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发行来弥补这一缺口。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腐败,因为我们都知道。投进去的格里夫纳,不知怎么就在系统里消失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发行一种数字资产形式的国家货币单位,或电子格里夫纳,这样我们就能追踪它直到最终收款人的用途。在这一点上,现代技术能帮助我们避免腐败。
——关于通胀风险呢?
——这基本上是一个牵强的论点。之所以牵强,是因为乌克兰经济高度依赖世界趋势,而如果看今天的世界趋势,西欧所有国家目前都显示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这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像今天这样,那么我们会陷入一个更糟糕的趋势,即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

设想一下,你有1000美元的积蓄,昨天它还值30000格里夫纳,今天已经是25000格里夫纳(上下浮动)。与此同时,商店里的价格并没有下降,反而还在上涨。我们存在价格通胀,而经济上却恰恰相反,出现萎缩——通货紧缩。我们陷入了一种剪刀差:你存下的每一美元,能买到的食品都比昨天少。
因此,今天我们恰恰需要推动通货膨胀,因为正是通货膨胀会促使我们的人民不把钱压在枕头底下,而是花掉,并且最好花在乌克兰产品上。而这一点必然会发生,因为今天我们的边境是关闭的,货物跨境流动在实际上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国内市场上消费的乌克兰产品会越来越多。
——周二(采访是6月8日星期一录制的——编者注)本应召开关于此问题的工作组会议。您的倡议获得委员会支持的机会有多大?
——委员会已经支持这一倡议。工作组会议的目的是首先与国家银行代表就此开启公开讨论。我们邀请了范围非常广泛的专家和经济学家参加会议,听取他们的立场和意见将非常有意思,看看可以改进什么,以及如何让这些机制更有效。
——发行决定只能由国家银行做出,而不是议会,因此这次会议只是一场讨论性的小组座谈吗?
——实际上,议会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很快议会就会出现《数字资产法》草案。正是这个机制,能让我们使发行免受腐败影响。
——党团是否计划支持该法案?
——党团尚未就此进行讨论。目前这还是我们委员会工作组与《数字资产法》起草人的专家讨论,不过我们非常希望,在获得广泛专家界支持之后,我们能够进入党团内部讨论,也能与其他议会党团和小组进行讨论。
弗拉基米尔·科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