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意隐瞒或销毁了新冠疫情爆发的证据,无视“国际透明”原则,这导致数万人丧生。这一结论来自《每日电讯报》,该报获得了西方国家政府编制的一份15页的档案。
档案称,出于对其他国家威胁的担忧,中国当局隐瞒有关新冠病毒的消息,迫使医生保持沉默,其中一些人后来甚至彻底消失。实验室中的证据遭到销毁,而正在研发疫苗的国际科学家则被拒绝获取活体样本。
目前,情报机构正在调查,病毒传播是否源于武汉一处实验室的意外泄漏,该实验室由石正丽博士领导的团队负责运营。
有风险的蝙蝠研究
石正丽和她的团队在武汉的实验室工作 — 就在臭名昭著的市场附近,她们研究从蝙蝠身上采集的致命冠状病毒。
石正丽实验室中的50份病毒样本里,至少有一份与新冠病毒的基因相似度达96%。当石正丽听到出现类似肺炎的新病毒爆发的消息时,她说自己为此彻夜难眠,担心这次疫情是否与她的实验室有关。
本周,她在《科学美国人》杂志的文章《他们会不会来自我们的实验室?》(Could they have come from our lab?)中表示,新冠病毒的基因编码与她研究的病毒并不相符。但鉴于中国政府撒谎的规模,以及其强烈拒绝对疫情起因展开调查的态度,石正丽的实验室如今受到密切关注。
澳大利亚政府目前的立场是:病毒很可能是在武汉市场出现的,但也存在小概率 — 约5% — 的可能性,即病毒曾从实验室意外泄漏。美国的立场则不同:病毒很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但也可能出现在销售和屠宰野生动物的市场,此前其他疾病也源于此类市场,包括禽流感和非典(SARS)。

更致命病毒的出现
档案称,2013年一项由包括石博士在内的科学家团队开展的研究,在云南省一个洞穴中采集了菊头蝠的粪便样本。后来发现,该病毒包含96.2%的SARS-CoV-2病毒序列,即引发新冠病毒病的病毒。
研制类SARS冠状病毒的团队对病毒的部分片段进行了改造,以测试它能否感染不同物种。2015年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合作研究得出结论:类似SARS的病毒可以从蝙蝠直接传染给人类,且目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对付它。根据档案,这项工作极其危险。
“为研究循环于蝙蝠中的冠状病毒能否感染人类,研究人员构建了一种嵌合病毒,其编码的是新的人畜共患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其序列来自从中国菊头蝠中分离出的RsSCO14-CoV”, — 调查报告中如是写道。
与石博士合作研究的拉尔夫·巴里克教授当时在接受《科学日报》采访时说:“这种病毒具有高致病性,针对2002年SARS病毒开发的治疗方法曾用于抗击埃博拉疫情,但它们无法中和和控制这种特定病毒。”
几年后,即2019年3月,石博士及其团队(包括曾在澳大利亚工作了五年的彭周)在中国医学期刊《病毒》上发表了题为《蝙蝠冠状病毒》的文章。文中称,他们旨在预测病毒热点及其在物种间传播的潜力,并将研究中国蝙蝠冠状病毒的必要性定性为紧迫任务 — 以“了解它们引发疫情的能力”。文中还写道:“未来的SARS或MERS疫情很可能源于蝙蝠,而且极有可能在中国发生。”
尽管目前有研究正在检验她的实验室是否应对疫情负责,石博士并未暂停她的研究,她称,如今这些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她计划领导一个项目,系统性地从蝙蝠洞穴中采集病毒 — 据估计,蝙蝠体内仍有超过5000种冠状病毒株有待发现。
“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将引发新的疫情。我们必须在它们找到我们之前先找到它们”, — 她在《科学美国人》中写道。
澳大利亚的参与
石博士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于2006年2月至5月应邀前往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工作了三个月。
CSIRO拒绝透露石博士当时的工作内容,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档案显示,她当时研究的是SARS病毒。“SARS病毒的抗体和基因在武汉国家病毒学实验室和澳大利亚吉朗动物健康研究实验室进行了检测。”
石博士的学生彭周,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蝙蝠病毒感染与免疫项目负责人,2011至2014年间在澳大利亚动物健康实验室的生物隔离设施中工作了三年。在此期间,彭周组织将蝙蝠从昆士兰州运送到维多利亚州的一个实验室,在那里它们被安乐死,以便解剖和研究致命病毒。
联邦参议员萨拉·亨德森对中国科学家在维多利亚州吉朗开展蝙蝠病毒研究深感担忧,而这些研究全部由澳大利亚与中国政府共同资助的项目提供资金。
“我们对任何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或生物安全的外国公民参与的研究项目,都必须保持极度谨慎”, — 她说。
尽管美国已削减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有资金,CSIRO仍未回应合作是否仍在继续的问题。

这些研究是否存在风险?
出于对全球大流行的担忧,美国早在2014年10月就停止资助那些可能使病原体更强或传播危险病毒的有争议实验。
而CSIRO尽管存在担忧,仍继续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目前他们拒绝回答具体投入了多少资金。武汉病毒研究所至今仍将CSIRO列为合作伙伴,而与美国的最后联系则在疫情爆发后正式中断。
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开发病毒以预测和预防大流行是否值得,而病毒泄漏却可能反过来引发大流行?科学界目前正在就此展开辩论。
2018年,科学家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交官访问了该实验室,并向华盛顿发出警告,称在进行蝙蝠冠状病毒研究时,安全措施不足,管理薄弱。他们指出,该实验室缺乏经过适当培训的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而这些人员是安全管理该实验室所必需的。
这种病毒可能是在实验室中制造的吗?
科学家目前大多认为,病毒来自武汉市场。但美国目前正在调查一种说法:新冠病毒是否是武汉某实验室事故的结果。
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月6日发布报告,得出结论称:“杀手冠状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汉的实验室。应当提高生物危害实验室的安全水平。”
该文件很快被撤回,原因是其未得到直接证据的支持,作者肖博涛表示。然而,学者黄彦忠于3月5日写道,目前尚无人证实或驳斥这些结论。
《每日电讯报》并未断言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值得信赖,但它被纳入了政府在针对中国的案件中提交的档案之中。
中国隐瞒早期样本
档案还提到,有证据显示当局隐瞒并销毁了相关线索,上海一家实验室被以“整改”为由关闭。科技部对科学论文进行预先审查,而无症状携带者的数据则被保密。
整体情况显示,中国政府蓄意隐瞒新冠病毒,迫使健谈的医生保持沉默,销毁武汉实验室的证据,并拒绝向研制疫苗的科学家提供活病毒样本。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首批冠状病毒病病例出现后曾多次要求提供活病毒样本。中国拒绝了 — 这些样本不仅对疫苗研发至关重要,还可能揭示病毒的来源。
失踪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 零号病人
在所有据报道因就新冠病毒发表言论或批评中国当局而失踪的医生、活动人士、记者和科学家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黄燕玲的案例。
总部位于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称,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黄燕玲是首位确诊病例、即零号病人的传言遭到审查。
在她失踪的消息出现后,黄燕玲的简历和照片被从武汉病毒研究所网站上删除。2月16日,研究所否认她是零号病人,称黄燕玲安然无恙。但此后再无任何证据证明她还活着,这使各种猜测愈演愈烈。
销毁证据
12月31日,中国当局开始审查新闻搜索引擎,删除了几个关键词 — “SARS变种”“武汉海鲜市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
1月1日,在未对病毒进行任何研究的情况下,武汉海鲜市场被关闭并消毒。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命令基因检测公司停止对新病毒的检测,并销毁所有样本。而就在1月3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令将武汉的肺炎样本转移至指定检测机构或予以销毁,同时禁止发布有关这种不明疾病的任何报道。
那些确实发表过新病毒言论的医生被拘留并被定罪。他们被拘留的消息在中国媒体上被大肆宣传,警方呼吁:“任何公民都不得捏造谣言、传播谣言或相信谣言。”
《环球时报》1月2日报道,武汉警方逮捕了八名散布当地不明原因肺炎疫情谣言的人。这旨在让其他可能想要发声的医生保持沉默。
中国显然试图对疫情信息保密,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坚决拒绝任何来自国外的调查呼吁。 尽管早在12月初就有病毒人传人的证据,中国政府直到1月20日仍否认这一点。世卫组织也是如此,而台湾在12月31日就已表达担忧,香港则在1月4日表达了担忧。
档案指出中国的虚伪:中国已开始限制武汉内部的人员流动,却向美国、意大利、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邻国及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它们不要限制与中国的往来,从而首先保护了自己。
当欧盟外交官准备关于大流行的报告时,中国对布鲁塞尔施加压力。当澳大利亚呼吁对大流行进行独立调查时,中国威胁要停止与其的贸易。而对美国要求透明度的呼吁,中国的反应同样激烈。
档案中的关键日期
来源:《每日电讯报》
翻译及改编:TK Media,叶夫根尼·布拉日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