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普京式剧本用于习近平：香港如何成为第二个克里米亚

2020年6月2日, 17:17

先是香港，然后是台湾？

一些人担心，这与俄罗斯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的相似之处，意味着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更加咄咄逼人的中国。

中国确认将绕过香港立法机构推行新的国家安全法后不久，媒体大亨、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在推特上写道，他的家园——这座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力图避开大陆的高压统治——已成为“最后一次冷战的柏林”。对黎智英和该地区其他自由派人士来说不幸的是，他很可能错了。如果一定要做类比，这更像是俄罗斯最近决定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基辅政治动荡、2014年索契冬奥会期间采取的行动一样，习近平这一步在时机上是投机的，在目标上是战略性的。

新冠疫情进一步削弱了香港民主抗议的强大支持者，降低了大规模抵抗运动的风险，而此类运动本可能阻止北京实现对中国的完全统一控制。与普京一样，习近平做出这一决定时知道它可能会在未来多年毒化与西方的关系。

国家安全法的文本实际上尚未起草。官员试图向商界保证，香港将保留其自由，法律中较为温和的措辞可能会将来自国外的限制降至最低。但考虑到中国外交官如何因明尼阿波利斯因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引发的骚乱嘲讽美国，习近平似乎并不太在意。

香港局势当然与克里米亚和柏林不同，而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主权不容置疑。此外，中国也克制了不向香港增派部队（人民解放军驻军在抗议开始之前就已在那里）。

即使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中国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已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强硬。因此，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将北京称为“战略竞争对手”，次年又发起了贸易战。尽管如此，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标志着一种转向，令中国的邻国和欧洲感到不安——它们都卷入了超级大国之间迅速加剧的竞争之中。它们此前已见过这一情景——与俄罗斯的情形。而且这并不以北京向得意洋洋的西方低头告终。

“至少在欧洲，中国此前一直被视为比俄罗斯更负责任、更可预测的参与者”，葡萄牙前欧洲事务国务秘书、两本关于中国崛起著作的作者布鲁努·马凯什（Bruno Maçães）说。习近平无视西方对香港的抗议，加上今年新冠疫情传播以来的强硬外交，表明差异正在消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克里米亚时刻”，马凯什说。

赖说，中国的做法存在相似之处。他希望美国能够认识到北京的变化，并以与1948年斯大林试图将盟军占领的柏林置于苏联控制之下时同样的决心动员起来，对抗任何侵犯香港自治的行为。

赖在香港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其他国际超级大国无法在香港问题上抗衡习近平，那么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其他利益很快就会处于北京统治之下。他是媒体集团Next Digital Ltd.的执行董事，该集团拥有《苹果日报》。1948年，杜鲁门总统下令动用空中力量应对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并在欧洲明确划定了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红线。

赖认为，与旧冷战时期一样，美中新对抗是两种对立价值观的较量。他说，香港的自由派是美国在这场斗争中的天然盟友，并可能成为向中国大陆传播共同价值观的桥头堡，包括推动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而党则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攻台湾——如果他们认为美国不够强大，无力对抗中国”，赖说。“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将彻底丧失信誉。”

对赖和香港其他亲西方自由派来说，困难在于，就像在乌克兰一样，迫使斯大林放弃柏林封锁的美国可能发动战争的威胁，如今已不可信。美国军队不在香港，也不会有第七骑兵团。美国很可能会制裁部分中国官员并限制其签证——就像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后美国对俄罗斯所做的那样。

这些措施伤害了俄罗斯经济，并使其与西方的关系更加敌对，但并未说服普京改变政策。这一经历让欧洲担忧中国局势将如何发展。鉴于全球疫情和紧张的跨大西洋关系，特朗普协调国际应对将比六年前奥巴马时期困难得多。

前法国驻华大使让-莫里斯·里佩尔（Jean-Maurice Ripert）说，如果习近平无法劝阻北京在香港强推法律，西方将再次无力阻止，并将被迫放弃相互损害的制裁。“风险在于可能出现类似克里米亚的情形”，他说。

对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层来说，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世界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是一项政治必需。与以往历代北京共产党领导人一样，为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习近平把赌注押在兑现“民族复兴”的承诺上，党称这是在西方列强百年欺凌之后的事情。这一时期始于1839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战败的中国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北京一座国家博物馆的整个侧翼专门讲述这些殖民屈辱，以及共产党自1949年起重掌政权的英勇成就。这一常设展览于2011年开幕，此后不断更新以反映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的成就，名为《复兴之路》。

任何对党在香港主张的所谓威胁，都被视为对这些国家目标的直接挑战，这也有助于解释北京为何坚称去年支持民主的香港抗议是由境外势力资助的。“无论美国政府如何叫嚣、攻击和狂吠，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改变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高志凯说。高志凯是前中国外交官，曾任邓小平的译员，而邓小平正是与英国谈判香港回归的领导人。

1997年与英国达成的最终协议规定，香港应通过立法禁止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外国干预和颠覆中央政府的行为——但由于支持和反对北京参与该地区立法框架的双方之间的争议，这一条款从未落实。“没有人应该假装惊讶，中国有合法性和权力”，高志凯说。

共产党权威问题对习近平构成特别的挑战，他将展示力量作为其统治的决定性特征。其中包括在遥远西部新疆地区为该国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设立大规模“再教育营”，以及为南海两个群岛上新设立的行政单位提供军事支持。

但是，当2014年和去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习近平无力制止，即使抗议变得暴力，抗议者也公然质疑党对这座城市的权力。社会对政府未能遏制新冠疫情以及经济急剧放缓的不满，只会增加特朗普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热情。第一季度，有1.3亿人失业或失去工作。

曾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丹尼尔·拉塞尔认为，习近平完成国内民众支持的统一祖国使命，是俄罗斯2014年袭击克里米亚的几个回响之一。“在国内处于弱势时展示主权的肌肉”是另一个。普京自两年前重返权力以来，支持率一直很低，他在争夺让亲俄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邻国乌克兰维持执政的斗争中失利后，不能允许自己显得软弱。他还指责美国组织了基辅的民主抗议，这些抗议导致了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倒台。

拉塞尔现任纽约亚洲协会国际安全与外交副总裁，他说，另一个回响是“与克里米亚一样，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此类举动提出异议”。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只考虑制裁这一选项。

当然，克里米亚与香港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首先，普京不得不吞并这个黑海半岛，而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仍然认为它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问题早在1984年就已解决。之后与英国达成的协议（确立了该岛基本法）保证中国将在50年内，即到2047年，遵守“一国两制”的原则。许多香港人反对即将到来的变化。

而且当地居民对于被更大的邻国吞并的兴趣，远低于克里米亚的大多数俄罗斯族人。经济风险也要大得多，因为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长期以来是外国投资的门户，也是资金回流中国的通道。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北京至今仍不愿强力镇压香港的民主派运动：这可能会危及外界对司法独立的认知，而正是这种认知使该岛对外国银行和公司具有吸引力。然而，随着香港相对于大陆的经济比重下降，且特朗普政府已在努力减少中美经济往来，习近平似乎认为，强硬行事在国际舞台上损失的可能比在国内赢得的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