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学家的谣言、骚乱与阴谋：热心公民在流行病中如何设置路障
在中世纪和第三世界国家，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2月20日，一架载有从中国武汉疫情中撤离的公民的飞机本应返回乌克兰。飞机将进行两天消毒，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则需隔离14天。这是正常做法，但一些乌克兰人决定不让同胞返回。利沃夫州的什克洛村村民抗议在当地疗养院设立隔离点，捷尔诺皮尔州的科诺普科夫卡村村民甚至筑起路障，防止安置撤离人员。捷尔诺皮尔州议会议员请求总统不要允许将来自中国的乌克兰人安置在当地疗养院。在利沃夫州的另一座城市，居民曾进行“演练”，以应对可能的住院安置，不知为何同样用了轮胎。
“谁也不让进，谁也不让出”以及“各人自保”的逻辑在疫情期间本是常事……如果说的是黑暗中世纪的人，或是对卫生和医疗毫无概念的人。当民众对隔离措施的反应，仿佛武汉正在爆发丧尸末日，这让人想起并不光彩的例子，显然也不是在社会问题面前值得效仿的国家。
2014年8月，利比里亚当地居民在蒙罗维亚郊区的一家医院进行了袭击。他们听信传言，说有埃博拉患者被从其他地区运到这里。埃博拉的传染性低于流感，但必须严格控制与患者的接触。部分袭击者认为驱散患者能解决该地区的问题，另一些人则根本不相信这种疾病是真实的。混乱中，20名患者逃走，有人还从隔离中心拿走了沾有血迹的床垫和床单，而感染恰恰可能通过这些物品传播。“这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行为之一。”当地一名警察评论道。
看似自那时起，人们应该已经明白埃博拉的现实，以及治疗埃博拉的现实。但在2019年，刚果仍有一些居民用阴谋论来解释这种热病。5月，一伙武装人员杀害了穆萨希罗村隔离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接受过医学培训的当地居民。此前，布滕博市一名来自喀麦隆的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被杀害，刚果人认为他把疾病“带”来了。“叛乱分子要求所有外国人离开该国：据他们说，布滕博没有埃博拉。”一位不知所措的市长这样评论局势。2019年初，几乎每周都有袭击医院的事件发生：另一家位于布滕博的诊所被直接烧毁。
在刚果，局势因内战而进一步恶化。当地医生里戈·穆哈扬加博多年来与国际医疗队合作，他讲述道，一部分民众相信埃博拉是人为制造的骗局——据说政府制造了这种病毒（或关于它的谣言），以拖延选举。另一些人则认为，它被用来从慈善家那里骗取资金。“当人们看到所投入的资金规模、物流水平和聘请的专家数量时，他们明白这里有钱可赚，并将此视为根本原因。”他说。
2014年8月，在几内亚（西非），手持刀具和棍棒的年轻人设置了路障。该国并没有战争。只是流传着传言，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给当地人传播埃博拉。该国南部的感染病例确实在增加，但这只是因为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居民非法越境。然而，人们却指责医护人员在市场上“喷洒”了病毒。路透社引述了一位当地长者的话：“红十字会想要杀死我们。他们在水里投放病毒，用它毒害村庄。当他们把人带走送进医院时，给他们的药物里含有埃博拉。”
另一种流行的理论认为，诊所实际上是把健康的几内亚人拆解取出器官的场所。据说，正因为如此，葬礼才不让亲属参加。当地官员和警方试图为红十字会组织车队时，在一个村庄里，他们遭到了石块的袭击，并被手持砍刀的人群包围。国际SOS的工作人员在往水井中添加“毒药”（消毒剂）时遭到殴打。在一些非洲地区，事情甚至荒唐到了极点：医护人员摘下工作证，不敢在印有卫生机构标志的地方露面。
即使是民主国家，有时也无法平息民众因潜在疾病传播者而产生的敌意。1878年，新奥尔良遭遇黄热病侵袭。周边城市派出哨兵，奉命向任何试图进入城市的陌生人开枪。武装男子沿汤比格比河巡逻，接到的命令是击沉任何从亚拉巴马方向驶来的船只。1878年的《检疫法》旨在阻止疾病通过与水手和古巴难民的接触传播，因此那些不被允许进入城市的人，有时会继续前往印第安纳和俄亥俄。但在那里，他们遇到的是“枪械路障”。
或者说是“枪械隔离”：当一座城市的居民开始大规模离开家园，去附近定居点寻找避难所时，当地人就用枪声迫使他们离开。然而，人们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是因为黄热病直到1900年代才得到控制。当地政府也没有提供帮助：在美国南部，它们一直拖延发布警报，直到市民开始大规模外逃。水手们也常常不愿在隔离中待着。一群来自纽约的快活船员，一眨眼就冲垮了斯塔滕岛海上隔离区周围的围栏。一位目击者写道：“他们高呼三声‘乌拉’，然后走进了城市。”当涉及病毒性疾病时，拯救溺水者的事业不仅仅取决于溺水者自身，但有时看起来整个州都在想方设法淹死自己，还把邻居也拖下水。
黄热病疫苗直到1937年才被发明，但天花疫苗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存在。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接种。1904年，巴西爆发了上述两种疾病的流行，此外还有腺鼠疫。卫生工作人员不得不闯入民宅，强行为里约热内卢的居民接种天花疫苗。女性中流传着谣言，说疫苗是注射到生殖器官里的（或者说接种时至少需要脱光衣服）。保守的市民对此感到震惊，并发誓绝不容忍这种耻辱。反政府暴动的规模之大，使得这座城市被宣布为围城，当局也因此推迟了大规模接种。有30人死亡——并非死于天花或鼠疫，而是死于武装冲突。
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南美人对医疗卫生的态度难道不是变得更加理智了吗？并非如此。2009年，在甲型H1N1流感全民恐慌期间，一群阿根廷人袭击了一辆从智利开来的客车。门多萨省的居民听说车上有一名高烧男子，抵达后他将被送进医院。石块飞向车窗，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该男子的H1N1检测结果为阴性。但即使他确实感染了病毒，袭击一个封闭的交通工具，也是避免感染的一种可疑方式。
或者来看看那些拒绝接收来自亚洲的本国公民的国家。近日，萨摩亚将八名从斐济经由新加坡抵达的乘客拒之门外——新加坡是新冠病毒感染风险较高的国家。当局要求萨摩亚人接受标准的14天隔离，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打算在萨摩亚提供隔离。因此，这些人将在斐济的一家酒店里接受隔离……“如果国家禁止其公民入境，这就违反了国际人权。人们有权返回祖国。这是联合国宣布并载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原则。”跨国法律中心（美国）的豪尔赫·孔特斯评论道。萨摩亚于2008年批准了该公约。苏联于1973年批准（因此乌克兰承认其管辖权）。
还有哪些国家不值得效仿？巴基斯坦就是一例，其800名公民在2月被困在武汉。由于该国不愿接收身在中国的学生，许多人被关在宿舍里近一个月。据非正式说法，原因有几个：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迫使双方都装作武汉在出色地应对疫情，以及巴基斯坦医疗体系无力提供隔离。需要说明的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是全球最后尚未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
呼吁各地居民帮助邻居，而邻居只需畅通无阻地进入隔离区，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应由合格的专业人员来提供帮助；其他人只需不要添乱即可。
玛丽娜·莫伊尼汉，TK 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