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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利沃夫的说唱歌手Vova：我会禁止俄语音乐

2021年6月11日, 17:08

这位乌克兰歌手表示，他在乌克兰并不觉得是在家。

在《对跖人》节目的新一期中，于《冰岛》电视台播出，以说唱风格闻名的乌克兰歌手Vova（VOVAZILVOVA）谈到了俄语和乌克兰语音乐、从美国回国、乌克兰的民族理念，以及他对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态度。

乌克兰的民族理念是什么？

你知道，我为这次采访做了准备，我们之前就约好了，但没能成功。从那以后，我看了你的不少采访，脑子里时不时闪过一些想法，关于它会怎样呈现，一些问答的画面。

言归正传。我想说的是，我今天所有的回答，从大的方面看会分为两类。一类是乌克兰人，以及在当前局势下、在与俄罗斯战争的现在，对乌克兰人有利的事情。另一类是人、人类，以及对人类更大的好处。在我看来，这就是民族理念。

您看，有几个问题：它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是什么。我觉得没有唯一的答案，因为如果有，大概一切看起来会不一样。大概它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你知道人们常说，真理对每个人来说各不相同，或者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真理。我觉得，如果乌克兰的理念是精神进化、意识进化，那会很好。

你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能量，有人称之为灵魂，有人称之为“气”，还有各种其他名称，比如精神。我相信，周围的一切都是由这种能量创造的，我也相信，它就是从大的角度来说的神。因此对我来说，我选择相信我们都是一个整体。

由此可见，当你对别人做坏事时，你也是在对自己做坏事；当你对别人做好事时，你也是在对自己做好事；当你对自己做坏事时，你也是在对别人做坏事；当你对自己做好事时，你也是在对别人做好事。我认为，如果民族思想在于变得比我们现在更好，同时做我们正在做的事，那会很好。

因为这个概念可能显得非常抽象，变得比我们现在更好，有这样一种说法：为了一切善良而反对一切邪恶。但我觉得，这只意味着把你所做的事情尽可能做好。并且这样做，使这件事不给任何人带来伤害，而是造福、有益。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在美国生活过，总共在那里住了多少年？

六年。

六年。你刚刚出去过。你去过美国吗？

是的。

你打算移民吗？我指的是彻底移民。或者你已经拿到了公民身份？

没有，还没拿到。现在我和妻子住在两个国家。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这样生活了。

你为什么回来了？

妻子非常想念乌克兰，想在这里度过时间。洛杉矶让我有些放松，我也稍微有些懈怠了。我在利沃夫的侄子现在12岁，两年前是10岁，他玩电脑游戏时会听俄语说唱。而乌克兰YouTube年度最热门歌曲的报告中，几乎全是俄语音乐。这就是主要原因。

你想为此做点什么吗？

想。我在2019年明白了，如果我到那时还没有完成我在美国计划要做的事，而在乌克兰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连我在利沃夫的侄子都在听俄语说唱，那么我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抱怨这件事，要么用乌克兰语做说唱。我想，应该用乌克兰语做说唱。

你在洛杉矶做什么？

如果好好描述的话，我是在实现我最大的梦想之一，就是生活在美国。上六年级时，我开始听说唱、打篮球，ICTV电视台播放NBA Action，那是每周半小时的精选节目，还有NBA Jam，以及每周一场比赛。就这样，我被吸引了，开始打篮球，开始听说唱，从那时起我就想去美国，就像你知道的，去应许之地一样。

就我多次在美国看到的情况，我没有遇到那里有免费住房、服务、服务业的。我的意思是，你得有钱。

我在六年级时听说唱、打篮球，没想过免费住房，我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

你说你在实现童年的梦想，而我现在问。为了能实现你的梦想，你做了什么？

我和妻子开了一家小生意，它养活了我们。这不是那种我愿意分享的事情，嗯，不是说不愿分享，而是些比较日常、平凡的事情。

它们没有妨碍你享受生活、实现梦想吗？

享受生活和实现梦想并没有妨碍。我觉得，一个人要么自己妨碍自己，要么不妨碍。当然可以把一切都归咎于外部，回到之前的话题，这发生在我身上，这让我处于受害者的位置。

对于某些外部环境我能做什么？它就发生在我身上，就这样，糟透了。或者，这是为了我而发生的，为了我的成长、发展，为了让我变得比以前更好。有些事情我成功地为自己所用，有些则没有。

回到我最喜欢的那句话：现在美国怎么样了？

在美国。这两个月我不在的时候，我和妻子决定终于庆祝一下，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蜜月，我们开车穿越了美国，绕了一圈。我们飞到纽约，租了车，从南部各州开往洛杉矶，途经各个城市和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

到洛杉矶之后，我们上了山，然后沿北部各州开回纽约。美国确实非常不同，各州之间差异很大。但它依然在那里，部分还在。部分当然也在我们的头脑里，在回忆和想象中，这些想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由电影、MV、各种节目形成的。是这种文化产品和文化扩张，美国几十年来都成功地推行着。

那现在那里正在发生什么？或者说，准确地说，是发生过什么。BLM运动。可以这么说，那些公开的左翼叙事，正在社会中扎根。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美国一直是一个野蛮资本主义的国家。

赚到钱了？赚到了。好样的。现在这一切正以某种方式开始呈现出各种混合形态，并向那种半社会主义的怪物靠拢。正在发生这样的事吗？你是否感受到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性别？

你知道，依我看，正在发生的事情中有很多好的东西。我支持性别平等，但当为那些还没有确定性别、或认为自己属于另一性别的人、儿童设置厕所或更衣室时，或者当自认为是女孩的男孩出现时，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是否存在，或者这只是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用来吓唬其他人的那些时刻……

当一个觉得自己不是男孩的小子被编入游泳队或其他运动项目，并且在生理上比女孩有优势时，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但应该怎样处理，我不知道。

我认为美国黑人为平等权利而进行的运动是正确的，但当某些个人、群体利用这一机会开始抢劫、制造骚乱时，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但对此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因此，美国正在发生的这些过程，一方面反映了全世界正在发生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在塑造、激励或影响它们。不知为何，美国黑人群体正在经历的事情，与我们这里说乌克兰语的群体所经历的，让我感到非常共鸣。

农奴制曾经存在，如果我现在不说些蠢话，比如对所有人，可能是对这些地区说乌克兰语和俄语的人。但我常常觉得自己在乌克兰并不在家。因为俄语。我确信，黑人在美国也常常觉得自己在家却不在家，因为许多人（不想一概而论，但不是所有人）对待他们的态度，这种态度至今依然存在。

有意思的看法。你在自己的国家感到不适，像个流亡者一样吗？

大概是这样。这件事我以前没说过：直到16岁，我在利沃夫使用两种语言，俄语和乌克兰语。碰巧，我妈妈来自说俄语的家庭，我爸爸来自说乌克兰语的家庭。妈妈的整个家族都说俄语，其中一部分来自第聂伯，外公，也就是我妈妈的爸爸，来自莫尔多维亚。总之，他们说俄语。我也和他们所有人都说俄语。

我有一个奶奶、一个姑姑，还有两个哥哥，谢尔盖和萨尼亚，是堂兄。而爸爸那边的整个家族都说乌克兰语，他们来自利沃夫州的索卡尔市。我和妈妈说俄语，和爸爸说乌克兰语。在学校、在公共场合我说乌克兰语，而我直到毕业，朋友圈都是说俄语的。

利沃夫的朋友圈是说俄语的？

是的。不，抱歉。朋友们和我一样都是双语的，他们既说乌克兰语也说俄语，但我们聚在一起时，圈子里有三个女孩来自俄语……嗯，该怎么说才对，不是来自俄语学校，而是所谓的乌克兰学校，但所有课程都用俄语进行，是利沃夫的第84中学。

我们圈子里有这三个女孩，你知道，如果想讨女孩子喜欢，或出于其他考虑，现在很难理解，但在这个圈子里我们说俄语。我们一生中从未遇到过任何问题。

除了我爸爸和我另一个朋友的爸爸打的后脑勺，那个朋友家里也是同样的情况：妈妈来自说俄语的家庭，爸爸来自说乌克兰语的家庭，他和爸爸说乌克兰语，和妈妈说俄语。而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只是：你们说什么语言？如果不想说乌克兰语，就说汉语，但不要说俄语。但仅此而已。这只是日常层面的，算是开玩笑的。

当我来到基辅考入文化大学，看到这里有多少人说俄语，我大吃一惊，于是和奶奶（她已经变成了老奶奶）、年长的堂兄们（我一直把他们当作哥哥看待，一生都和他们说俄语）改用乌克兰语交谈，我当时不明白该怎样用乌克兰语和他们说话。我干脆和所有人都改成了乌克兰语。

你知道，很多朋友至今仍说俄语。但在美国之后、战争开始之后，在克里米亚被夺走之后，就像现在流行提起的那些心理创伤，已完成或未完成的“格式塔”。感觉这是一种未完成的格式塔。我已经为此和心理治疗师谈过，并且想换掉这位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也说俄语。

我自己也试图说服自己：瓦瓦，语言问题，和很多问题一样，属于那些人在某个发展阶段才会有的问题。意思是他们不理解某些因果关系，比如东部正在发生的战争，其中也有很多人说俄语的因素。他并不因此愚蠢，也不坏，也不傻。

确切地说，也许他确实有点傻。他不理解某些事情，就像孩子一样。像孩子那样，做些蠢事，并非因为他们想这样，有时候他们想做些恶作剧，考验你或者试探底线，看看他们能走多远，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不理解。我可能冒犯了很多人，向所有人道歉，但大概就是这样。

我想象了一下那所说俄语的学校在绍希夫区，而我觉得它与利沃夫完全不相容。我想象：利沃夫，尤其是绍希夫，这里是《屠格涅夫笔下的女人》。

你要明白，我去基辅的时候，正好是同一时期。我恰好在2000年于利沃夫毕业，然后去基辅上学。大约在那时，利沃夫的作曲家比洛济尔被杀害，在基辅有人问我，是否有人说过，比如在你们利沃夫，因为说俄语而挨打。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我个人也从未遇到过任何问题。不过，大概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现实中。

我们有所谓的少数民族，比如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吉普赛人、匈牙利人等许多其他民族。我们是否应该在配额中保留这些缝隙，还是只保留乌克兰语和英语就好？

这是什么意思？禁止俄语音乐？是的。我会禁止。我会禁止俄语音乐。就像，怎么禁止呢，归根结底是无法禁止的。最大的社交网络都没被禁止，人们用VPN，或者手机里装个应用，它就能打开。

也就是说，怎么可能禁止音乐。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禁止。我知道，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另一种方式，比如有竞争力的市场，诸如此类。但乌克兰音乐长期处于与俄语音乐、与俄语的乌克兰语音乐相比的劣势地位。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现在可以稍微平衡一下天平的两端。

我用你歌里的一句话提问：“为什么当权的仍然是共产党人？”

这大概是某种奇怪的组合，软弱与善良吧。帝国俄罗斯的岁月，以及苏联时期，那时把集体放在首位，而非个人，这些岁月并非没有留下痕迹。

顺便说一下，今天我遇到了一件事，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讲给你听。我在一个小小的自发市场买蔬菜，那里有几个摊位。总之，那个阿姨两次都给我称重不准。我回家后重新称了一遍，我家里有一台超级厉害的厨房料理机，里面有电子秤，我做饭时总是马上称重。

我拿了杏子，正伸手去拿塑料袋时，看到一袋已经放在一边，而那袋原本不在那里。我拿回了我的杏子，但记住了她第一次称时是348克。她后来给我装了香菜，我说，请给我看看一大把莳萝，再给我看看50克是多少。她装的时候，我看到，我觉得有75克，而她之前说每公斤200格里夫纳，她扣掉了，说是20格里夫纳。

我问，那里是不是有100克？她说是的。我不想对她说，但请再称一下，我现在看看。我几乎确定我看到的是75克。我说，好吧，我还要她的西兰花。她挑了三颗西兰花，放上去，我来得及看到是33克，她扣掉，说是35克。我说，刚才明明是33克，请再称一次。

她放上去，显示33.30。她说33.30。我没跟她说什么，付了钱，回家后重新称了香菜。香菜是75克，而不是100克。杏子是310克，而不是348克。我后来又称了另一袋，她那袋大概340克。至于西兰花，我算是抓到她了。我知道我以后不会再去她那里买东西，但她不知道，她不知道我不会再去是因为她对顾客不诚实。

我想，也许好好跟她说会更好。我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做，可以大闹一场，我已经在脑子里想过各种方案，你知道的，打完架之后人们不会再挥拳头，但打完架之后，我的脑海里会闪过各种可能的结局，事情本可以怎样解决。

我想象自己站在那里大闹：“别在她那买东西，她坑所有人！”或者同样的话，但平静地说：这个阿姨在坑人，请仔细看秤。或者我想象自己走到她面前说：你知道，我要跟你说点事，你别喊，我也不喊，但我想告诉你，我知道你坑了我好几次，我以后不会再来你这儿了。

我会告诉这一区所有认识的人。我会确保没有人去你那里。但这一切我都没做。我觉得，我们乌克兰人身上有这种毛病。要走出舒适区，就得面对日常的冲突，而最好不要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某种共同之处，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说的是“我们”，不是“你们”，它也在我身上，刚刚这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忍气吞声。这让我非常难过。

与俄罗斯的局势，就像被放大了十倍。对我来说，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们被压榨了这么久，这么起劲，而人们仍然没有明白，可以直接开始用自己国家的语言说话，从长远来看，这将使战争以现在这种形式变得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