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丹与扎布任科：西方为何钟情乌克兰文学
乌克兰作家的作品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研究和评价
一月，乌克兰文学再次带给我们一个值得骄傲的理由：奥克萨娜·扎布任科的短篇小说集《这里本可以是你的广告》入选了《纽约时报》评出的最受期待外国图书名单。下面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同胞让西方评论家为之倾倒。
2013年4月，谢尔盖·扎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德佩什·莫德》被译成英文。如今双方都不太愿意提起这本书：该书由格拉戈斯拉夫出版社出版，而这家出版社后来还陆续推出了前俄罗斯文化部长、丑闻缠身的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的译作，“和平缔造者”数据库的“明星”叶夫根尼·格里什科维茨的作品，以及亲克里姆林宫电视主持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书。不过读者倒是很高兴：亚马逊上能找到大量好评，书评人将这部讲述哈尔科夫亚文化青年的小说与欧文·韦尔什的《猜火车》相提并论。评论家们也毫不吝啬，称扎丹是库尔特·冯内古特和威廉·伯勒斯的新继承人。
《伏罗希洛夫格勒》在美国由独立出版社Deep Vellum出版，该社不久前还出版了奥莱格·先佐夫的短篇集《生活》。此后，扎丹进入了耶鲁大学出版社的阵容，也跻身译作主流之列：短篇集《美索不达米亚》目前在美国连锁超市沃尔玛的网站上售价12美元，并附有醒目的标注“仅剩2本！”《阿斯彭评论》将长篇小说《寄宿学校》与科马克·麦卡锡的后末日名作《路》相比较，小说中一位教师在顿巴斯战争最激烈时拯救了侄子。而美国专栏作家则在评论《伏罗希洛夫格勒》时写道：“扎丹的散文和他的国家一样易燃。”（这句话不仅指革命：一位姑娘在喀尔巴阡山度假时，她的小屋烧毁了，连同一本《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副本一起。）
普及纪录片的网站American Documentary推荐阅读《伏罗希洛夫格勒》和《美索不达米亚》，以便更好地理解关于顿巴斯的电影《远处的狗吠》，该片去年曾入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短名单。而面向出版业的权威杂志《出版商周刊》则这样评价将来会被拍成电影《野地》的小说：“尽管扎丹鲜明的想象力和丰富的抒情风格与他笔下刻板的女性角色形成了令人不适的反差，但他对那片美丽土地、高远天空和黑土地的深情，仍会打动读者。”扎丹的诗歌常常让评论家想起查尔斯·布考斯基，但《伏罗希洛夫格勒》更常被拿来与所谓的“边界文学”相比较，例如萨尔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书中的印度和扎丹笔下的顿巴斯一样，都在努力界定自身的认同。
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开设了一门完整的当代乌克兰文学课程，因为其作者认为，与“关于输气管道、绿色小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讨论”相比，艺术更能让人理解21世纪乌克兰的转变。除扎丹外，他们的课程还涉及塔拉斯·普罗哈斯科、安德烈·库尔科夫、索菲娅·安德鲁霍维奇和尤里·温尼丘克。在英国，温尼丘克的作品同样由格拉戈斯拉夫出版社出版，2016年出版的文集《尤里·温尼丘克的幻想世界》在学术界获得好评，不过剑桥大学的一位女评论家却抱怨书中只收录了小说的节选。她写道：“《玛尔瓦·兰达》和《死亡探戈》这样的杰作，值得被完整阅读”，并称这本书对所有对乌克兰西部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来说都是无价的资源。
1996年，埃德·霍根编辑的文集《来自三个世界》是美国出版的首批乌克兰“当代文学”选集之一。《波士顿评论》在文集问世后的书评中，特别提到了两位女诗人：娜塔尔卡·别洛采尔科维茨和奥克萨娜·扎布任科，并称后者是“乌克兰文学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看来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2011年出版的《乌克兰性田野调查》英文译本则引发了两极评价：罗切斯特大学的一位评论家写道，读这本书“就像在进行一次糟糕的性爱”：煽情的主题虽然让这部小说在祖国赢得了人气，但在美国却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
而艺术杂志Numero Cinq的一位女记者则找到了完全不同的比喻：“读扎布任科，”她写道，“就像被蛇吞下去一样。乌克兰的历史与身份会把你整个吞没。” 作者称扎布任科是诗歌天才，并将她与备受推崇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相比较，建议外国读者不妨尽快认识这位女作家：“这本书并非只是关于身为乌克兰人是怎样的感受——它讲的是，在任何文化的重压下跪地是怎样的感受。”
人们可能以为尤里·安德鲁霍维奇在国外只有侨民读者：他的随笔集《我的最后领地》于2018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却未在主流媒体上获得热烈的书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例如，诗人约翰·汉尼西在接受英国媒体《伯克希尔鹰报》的近期采访时，将安德鲁霍维奇的《献给死公鸡的歌》与英国经典作家劳伦斯·达雷尔相提并论。
出人意料地赢得广泛外国读者的是塔尼娅·马利亚尔丘克，她的作品在2018年因“淫秽”场景而在祖国被要求从学校课程中删除。例如，一位希腊博主写道，她在小说《偶然奇迹的传记》中所描绘的后苏联乌克兰，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国家，那是一个“系统性地辜负自己人民”的国家。在奥地利和德国，这本书获得了格外热烈的欢迎（《Falter》杂志甚至将马利亚尔丘克与卡夫卡和托马斯·伯恩哈德相提并论），而作家本人也积极迎合这一读者群：2018年，她首次尝试用德语写作短篇小说，并因此获得了价值2.5万欧元的英格博格·巴赫曼奖。
但这条路在2000年代已被柳布科·杰列什开辟：德语版小说《邪教》问世后，这位作家在德国赢得了“乌克兰神童”的称号。他的小说《Namir》稍微降低了外国粉丝的热情：德国日报《每日镜报》强调，杰列什属于“那种天赋压过了成长能力的神童”。
如今，外国读者与乌克兰作家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几年前，博主们还需要从出版社拿到封面可疑的《黑乌鸦》副本，并试图弄清otaman与Ottoman的区别，而如今他们可以找到各种口味的乌克兰小说。例如，2018年，精通多种语言的翻译家泽尼亚·汤普金斯创立了TAULT经纪公司，旨在把本国作家推向世界市场；除马利亚尔丘克和杰列什外，该公司还代理瓦西里·马赫诺、阿尔乔姆·恰派、米罗斯拉夫·拉尤克和阿列克谢·丘帕。美国人凯特琳·加西亚于2017年创办了英文文学杂志Apofenie，致力于推广东欧文学，其中已经出版了两期“纯乌克兰”专号。总部位于爱达荷州的Lost Horse Press出版社推出了乌克兰诗歌系列，其中收录了伊琳娜·斯塔罗沃伊特和尤里·伊兹德雷克的诗集；去年，该系列在利沃夫书展和艺术军械库上亮相。
西方对“新东方”的兴趣远未消退：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又一部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游记，英国旅行家罗里·麦克莱恩则前往乌克兰，为他的新书比较后苏联各共和国如今与1980年代的现实。因此可以肯定：对乌克兰“当代文学”真实声音的需求，在海外只会越来越高。
